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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上可以设想，集体和个人之间的这种令人惊讶的平衡对古代社会的整个精神文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使其在人类历史中占据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制度是通过“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
[16]而确立起来的。
“制度的灵魂”
，它的不可重复的正在生成中的存在，植根于生产关系的总体中，植根于它的结构中。
一经形成，制度就致力于保全自己，延长其存在。
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不断再生产自己，只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没有改变其原始的结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要做到这一点越来越困难了。
随着人口的增长，为所有的公社成员提供土地变得不再可能。
这个障碍通过导致了征服的战争和奴隶流入的殖民方式被克服了。
奴隶处于公社之外：他只是土地的一个附属物。
然而，同一块土地上大量奴隶的集中严重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并改变了生产关系。
公社逐渐丧失了以其原始方式再生产自己的能力：它的发展和扩张导致了它的崩溃。
因此，马克思区分了两种生产关系，一种是原始的生产关系，古希腊罗马公社随着它们而产生，它们决定了公社的独特性；另一种是派生的生产关系，它们的发展导致了这种制度的原始结构衰退。
“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
[17]它们“构成所有原始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灭亡的必要酵母”
[18]。
同样的思想也表现在《资本论》中：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已经解体、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生产是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19]（同时，资本论也提到了“奴隶制秩序”
和“基于奴隶的社会”
[20]）。
因此，马克思在一种形态的存在中区分了三个阶段：确立、繁荣和衰落，它们实际上构成了它的生命周期。
与前言中极端的普遍公式相比，这种对社会制度兴起和衰落的分析是从理论抽象走向具体历史的一步。
马克思对古希腊罗马社会形态的系统考察被后来的研究证实了吗？从这种观点来看，生产方式的两种定义哪一个更好？“城邦革命”
被“铁的革命”
抢了先，后者增加了私人耕作的收益和农民步兵的军事力量（相比于贵族的骑兵）。
处置自己土地份额的权利和与那种权利紧密联系的“被意识到了的个人立场”
[21]早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就有记载，比米利都的泰勒斯还早一个半世纪，泰勒斯的著作通常被看作所谓“希腊奇迹”
的伟大思想转变的开端；而比克利斯提尼早两个半世纪，克利斯提尼的改革完成了希腊民主的城邦制度。
许多作家追寻哲学、艺术以及整个古希腊罗马世界观与城邦的民主及其公民个人自由的关系。
只有在一个用社会群体之间的理性的妥协代替痛苦的争斗的民主社会，才可能出现作为古希腊文化转折的必要条件的无处不在的竞争精神。
[22]
这样一来，我们面前既有一个新社会制度在其中形成的长期的进化时期，又有一个必要的（从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的事件序列：经济中和个人发展中的进步先于思想中的革命；“奇迹”
被觉醒的个体完成了。
在这种进化方案中，系统性的假说在应用于古希腊罗马时是“起作用的”
，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由于丧失了其“万能学说”
的地位，只保留了自己的作为当代历史思想的一个学派所具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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