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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的二要素定义预设奴隶社会中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决定了它的精神文化，它也把相似的特征赋予了使用奴隶或与奴隶相近的劳动的一切古代社会。
但是有什么必要证明希腊和埃及的古代艺术表达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体现了根本上不同的艺术思考类型吗？关于古代文化我们所知的一切都与那种将其简单归结为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对抗的做法背道而驰！
有关“希腊奇迹”
的一些著者对奴隶完全只字不提。
[23]在两种文化观的基础上证实正在形成中的制度的功能也是不可能的。
对罗马共和国黄金时代精神文化的研究具有象征意义。
[24]到这时，奴隶获得了他们自己的诸神和英雄，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处于罗马精神生活的外围，无论如何都不能对罗马的精神生活起决定作用。
在文学著作中，奴隶最经常地被塑造为感情的负载者，但是这并没有穷尽这些著作的内容，并没有使它们成为奴隶制文化的纪念碑。
对于黄金时代的罗马人来说，奴隶是一个“警察问题”
。
也没有人成功地发现古代中东的特殊的“奴隶文化”
[25]。
在恩格斯看来，对奴隶的剥削为城邦的市民提供了智力活动的闲暇，这种简单的论点是不符合事实的。
历史学家不再确信奴隶劳动是与机器的使用不相容的，也不再确信它在自由民中间引起了对劳动的普遍蔑视。
这些思辨的结论没有被经验的研究所证实。
在民主的城邦，主要的生产力是小财产所有者的劳动。
按照粗略的估计，在其顶峰时期，奴隶构成了希腊和罗马人口的三分之一。
毫无疑问，在奴隶制城邦的早期阶段，奴隶的比例要小得多。
剩下的就是最后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说，那时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
，“派生的形式”
导致了原始的生产关系的衰落。
[26]生产方式的“统治与服从”
二要素定义主要应用于这个阶段。
诚然，古代的亚细亚专制可以被看作是“亚细亚”
公社的最后阶段（马克思对东方的专制主义和对土地的公社所有之间的兼容性予以了特殊的强调），而在其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受到东部地区很大影响的古罗马，表现了接近亚洲专制国家的特征（“罗马帝国的东方化”
），但是相似的特征也是其他正在衰落的社会形态的特点：一个致力于使国家的整个生活包括经济服从于其官僚制度的无孔不入的国家；私有财产、政府官员、武装力量、教士不成比例地增长；规模不断增长的贿赂和对国有资产的侵占；一种对外征服的政策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结果，直接生产者所消费的GNP份额在减少，并出现了开始于统治精英的各个阶层的精神堕落。
在这些条件下，社会有机体的衰落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国家的弱化、军事的失败、尖锐的社会冲突、普通人个人安全感的缺乏、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的毁灭，以及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的蔓延。
对这个最后阶段没必要进行更为详尽的描述：“停滞”
和社会主义改革的时期，读者对其已相当熟悉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晚期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形态最后阶段的相似性，是引起关于社会主义属于哪个形态［国家资本主义？军事—警察封建主义？等等］的争论的原因）。
欧洲的封建主义终结于绝对的君主制，马克思就其中之一（西班牙的君主制）说，它与其他欧洲君主制的相似性是纯粹外在的，它应当被划分为一种亚细亚的统治形式。
[27]像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这样一些同样处于国家控制之中但其历史不能体现社会形态的“经典形式”
[28]的社会组织也可以列入其中。
普列汉诺夫令人信服地在俄国土地耕种者的处境与古埃及的土地耕种者的处境之间画上了等号。
[29]
各个历史时期是出自本能的增长的结果。
专制国家让这种增长服从于一个集权化的官僚机制，引导人工河岸之间的历史之流。
自然形成和自由发展的社会组织，一旦达到其最后阶段，它们就堕落为具有扭曲的经济和相应上层建筑以及奴性的人民的官僚机器。
曾经高度不同、在时空上相隔甚远的文化世界获得了令人惊异的相似特征，这使得任何分类都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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