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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2010年《新贿赂法》（BriberyAct）谈贪污之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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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恒达[1]
一、导论——行政效能与政府廉洁的两难
贪污（）的对抗与防制，[2]在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谓贪污，指的是公务员利用职务之便，影响公务依法执行的正常运作，妨害政府合理分配公有或私有财产利益的功能与机制，从而使得私人取得不当财产或非财产利得的行为，[3]对抗贪污的过程中，以刑罚处罚利用公务之便而取得不法利益的政府官员，同时制裁诱发或参与贪污行为的一般人民，这样的制裁机制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建立一套防堵贪污行为的刑事法控制网络，自然成为现代法律系统不可回避的挑战。
不过，倘若我们积极地采用刑罚对抗政府的贪污行为，甚而布建绵密且严峻的刑罚网络，不免使得公务员执行职务时，面对过高的心理负担，只要涉及公务员职权判断事宜，都会过度担心是否因而自陷刑责，公务员势必不敢勇于任事，尽力追求公务活动的最佳利益，果真至此，必然大幅降低公务机关的行政效能，公务员只为求免于构成犯罪而推卸职责，这显然不是防制贪污立法所乐见的副作用。
鉴于此，如何善用刑事制裁以对抗贪污犯罪，同时又给予公务员充分的权责判断空间，让公务员勇于任事，自然成为立法者在决定贪污刑事责任界限时，必须平衡的两种不同利益。
立法者必须考虑这两种利益内容，选择适合本身国情的入罪化前提，否则，过度严厉的刑责规定无助提升行政效能，过度宽泛的刑责规定无异鼓励公务员贪求个人不法利益。
针对防堵贪污行为与提升公务效能的双重目标，台湾已有若干法规，除了刑法本身规定外，另有专门处罚贪污行为的贪污治罪条例，另外，在若干特别行政法典的最后一章，通常另附有规定刑事制裁的罚则专章。
从立法数量来看，虽然看似已有绵密的管制系统，但实际上的成果如何？是否台湾现行法规仍有值得修正的空间？仍旧需要进一步加以检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老牌法律思想输出国——英国的近期发展。
从19世纪末以来，英国实证法上一直有相关的反贪污刑事立法，而在2010年又另行新颁布了新的贿赂法（BriberyActof2010），作为2011年4月以后唯一有效的反贪污法律依据，该法可说是世界先进法治国家中反贪污法制活动的最新成果，该最新立法发展能否启发台湾修法的未来方向，即有研究必要。
考虑本文篇幅限制，以下的讨论将锁定公部门贪污行为的刑法对抗机制，并以台湾地区刑法及对抗贪污专法“贪污治罪条例”
中的刑罚构成要件类型与可罚范围，作为本文后续讨论主轴，实际分析则分成几个层次进行，首先说明台湾地区现有反贪污法律的刑责规范，接着检讨英国贿赂法的个别可罚性规定，最后再以英国法的刑责管制模式作为参考基准，反省台湾现行法规，并设法提供台湾未来法规具体修正的建议。
二、台湾地区现行反贪污的法规架构
（一）具体规范
台湾地区“刑法”
第120条至第134条规定了公务员渎职罪的刑责，大致来说，该罪章可区别两种主要的可罚群组：第一类是以公务作为对价而取得利益的收贿罪与行贿罪类型，第二类则是行为人违背职务要求而造成人民个别损害的滥权罪。
由于第二类强调的不是公务员基于职务而得利的贪污行为，而是违法执行公务、损害个人的犯行，一般看法仅第一类型涉及贪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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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型犯罪的重点是，身为公务员之行为人以合法或违反的公务执行利益，和一般人民（行贿者）进行对价交换，主要的条文计有第121条的不违背职务的公务员收贿罪、第122条违背职务的公务员收贿罪与相对应的一般人民行贿罪，以及第123条所处罚的未为公务员时收贿而嗣后成为公务员后的收贿罪，这一类型的犯罪基本上是公务员违反职务义务，并从中谋得不应获得的对价利益，基本上属于贪污行为。
此外，在刑法渎职罪章中，另有一个无法完全归类的特有罪名：公务员图利罪[5]，该罪禁止公务员违法图利自己或他人，倘若公务员自己或第三人因而得利，就会成立犯罪。
由于该罪最终也有利益的移转现象，一般亦将该罪认为是一种贪污行为。
虽然刑法内已经有若干具体明文，但台湾的立法者又另外创立了处罚贪污的专法——“贪污治罪条例”
，该法主要的规范方向分析如下。
（1）刑法原有贿赂罪名，理论上“贪污治罪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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