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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的思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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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的思考，指先进人士在诀别旧世纪和迎接新世纪的岁月里，对新的时代、新的格局所作的估量，以及对自己的民族、国家何以因应的探索。
在17世纪和18世纪交接之际，当时还是大清王朝的嘉庆年间，虽然号称“乾嘉盛世”
，却已踏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人们没有可能作跨世纪的思考，因为不仅无知于“天朝”
以外的世界，而且根本不懂世纪与时代为何物。
中国是在浑浑噩噩而又妄自尊大的状态中进入19世纪的。
历史给这个古老民族的惩罚非常严酷，然而在历经西方殖民主义（稍后还加上日本侵略者）半个世纪以上的欺凌辱损之后，终于促使中国人获得新的觉醒，其征兆之一便是开始学会如何做跨世纪的思考。
一、跨世纪的思考
19世纪与20世纪交接的年代，是中国人民空前苦难与屈辱的岁月。
起先是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接着是八国联军与辛丑条约，中国几乎已沦入万劫难复的半殖民地困境。
但是，中国人没有消极绝望，而是更加奋勉地谋求革新救亡，起先是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接着是孙中山领导的更为激进的辛亥革命。
他们的政治理念虽然有别，但却同时进行跨世纪的思考。
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过渡时代论》一文，把已经到来的20世纪视为过渡时代，并且豪迈地宣称：“故过渡时代者，实千古英雄豪杰之大舞台也，多少民族由死而生、由剥而复、由奴而主、由瘠而肥所必由之路也。”
但先进的中国人并未流于盲目的乐观，他们并不缺乏深沉的理性思维。
1901年刊登于《开智录》上的一篇文章——《论帝国主义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便对新的世纪与前景作了更为深刻而又准确地预测。
作者不仅断言：“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
而且认为压迫愈盛则反抗愈烈，“将来Independence与帝国主义之大争，其猛烈必百十倍于欧洲列国之革命也。
所谓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飒飒，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非二十世纪之大战场耶！
非即亚非二洲之大陆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则更加着眼于中国在新的世纪将何以自处。
他们把自己的刊物命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他们向自己也向全体中国人提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二十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与日之支那乎？吾人爱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二十世纪之支那，于世界上处如何之位置？吾人爱之，不能不思索也。”
结论当然是肯定的，20世纪的中国，必定是中国人之中国，而且是更为文明强盛的中国。
用孙中山的话来说，就是“吾侪既据此大舞台”
，就必须“建一大共和国以表白于世界”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讲话》）。
不仅如此，他们还深信：“文明之潮流所倾注者，太平洋也；进步之气运所推移者，太平洋也。”
“二十世纪之大舞台，舍太平洋其谁与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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