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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大顺军进军北京时分别留守西安、绥德和汉中，养精蓄锐，兵马齐整，计划中让他们打头阵，安排也是合理的。
大顺政权还加紧了反攻的其他准备工作，如筹集军用物资，在平阳府属各县“派征钢、布、翎毛”
等物[18]；在山西泽州、潞安（今晋城、长治地区）“打造盔甲”
[19]；在河南怀庆地区也积极征集制造箭翎的羽毛。
[20]在军事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在顺治元年六月上的奏疏中说：“臣接易州道塘报，流贼尚在太原，日事招练。
又询之真定副将王燝云，伪将马总兵（当即大顺军大将马重禧）径倚固关以蔽我。
且连日据守门官军盘获流贼奸细，供称来京探信，实繁有徒。
可见逆闯包藏祸心，固未尝一刻忘东向者。”
[21]七月间，大顺军还曾派出部队东出固关，一度占领了井陉县城。
[22]八月，奉南明弘光政权之命前往北京同清政府和谈的左懋第也在奏疏中说：“然道路传闻，闯贼盘踞晋中，以多寇守紫荆、倒马、井陉等关，似贼不甘心于（虏）而与为难者。”
[23]九月间，高一功部也曾经一度由陕北攻入山西。
然而，这些措施毕竟属于准备工作和局部行动，大规模的反攻始终没有成为事实。
我们不大清楚李自成在部署反攻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从一些迹象来看，内部的不稳定是个重要的原因。
不稳定的因素包括：一、当时在西北地区的明朝投降将领还掌握着部分兵权，清王朝则利用各种社会联系对他们广为招徕，而他们的态度或是暧昧难明，或是跃跃欲试；李自成为了防范可能发生的武装叛变，不得不在战略要地分驻大顺军旧部，这就必然要牵扯相当一部分力量。
这年六月，大顺军绥德守将高一功和延安守将亳侯李过，突然把镇守榆林的确山伯王良智（李自成进攻西安时开门投降的明朝守将王根子）处死，由高一功接管了榆林的防务[24]。
王良智为什么被杀，没有见到能够说明当时情况的材料。
上面曾经提到，清廷写给“西据明地诸帅”
的书信曾送到了他手里。
此后他同清方是否有来往不得而知，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更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上文说到七月间大顺军组织了一次反击，由山西出固关占领了井陉县。
正待扩大战果时，投降大顺政权的明都司崔有福，突然在晋西永宁州（今离石）叛变。
他聚集乡兵逮捕了大顺政权的州牧，占领州城，并且骚掠接境的临县、宁乡（今中阳）二县。
大顺军被迫“移兵围州城”
，直至八月二十五日才攻克。
[25]这次叛乱虽然平定了，反攻的部署却被全盘打乱。
二、在文职官员当中，原明朝投降官僚以至一部分没有出仕明朝的封建文人，在大顺军遭到重大挫折时也阴萌异志。
《豫变纪略》记载了牛金星在西安时对其亲戚说的一席话：
一日，出为贡生置酒，饮间忽叹曰：“人生乱世，贵贱何足道，孽报耳！”
因指其首曰：“保此物大难。
我在祸网中，或庶几可以幸免，即不免而砍之悬于市曹也亦宜。
君死网中胡为乎？幸即出居他所，卒有变，利有逃匿，保此头颅。”
遂呜咽流涕而罢饮。
李自成还惩办了一些朝廷和地方官员，如刑政府尚书耿始然、户政府侍郎李天笃以及平阳防御使张爌等。
有的固然是因为贪赃枉法，有的则是同政治态度有关。
上述迹象表明，大顺军败回西安之后，内部矛盾有逐渐激化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全力对敌就不大可能了。
最后，我们还要着重指出一点，即从一六四四年农历六月李自成返回陕西到下一年正月放弃西安，经过了半年的时间，大顺政权当时管辖的地方还相当广阔，处理着好几个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日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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