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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存的非常有限的一些材料可以说明，大顺政权在西安期间不仅做了大量的工作，政策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如在财政政策上就做了重大的改变，停止了追赃助饷，改而实行按土地数字征收赋税的政策。
上文说过，李自成在北京时就感到大规模地追赃助饷对大顺政权的稳定不利，四月初八日曾亲自出面干预，把拘留在营中追赃的明朝官僚全部释放。
然而，当时只是停止了在北京对明廷官员的追赃助饷，其他地方则仍在继续进行。
回到西安以后，便“通行免追比”
[26]。
全面停止追赃助饷的原因固然比较多，但主要原因还是避免对官绅地主过分打击而不利于后方的稳定。
追赃助饷一经停止，各地政权便失去了财源，势必要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大顺朝廷是否规定了统一的征税制度，但从各地的零星材料来看，从一六四四年农历六七月起，许多地方确实开始了征收赋税。
如顺治元年七月，清国子监司业薛所蕴启本中谈到，大顺政权在他家乡河南辉县，“每地一亩派银五分，追比急如星火。
又按亩征解阔布，花缺布贵，敲朴就毙，人相枕藉。
又科派雕以充箭翎，臣乡此鸟最少，乃至死鸱一只，费银十两有余。
又派打造盔甲”
[27]。
曾任明朝兵部尚书、投降大顺政权不久又降清的张缙彦也说：“雕翎、鱼胶，尽派穷民；钢铁、牛角，亦入地亩……初诱百姓以三年免征，后辄百端催科。”
[28]史料还记载，陕西麟游县大顺政权曾经“踏勘荒熟”
，征收税粮，“计当时共坐阖县熟地一千五百一十六顷四十五亩，按地该粮一千八百八十三石”
[29]。
这些史实都说明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大顺政权被迫提前改变了赋税政策。
只是由于满汉地主阶级相勾结已成大势所趋，局面已无法挽回了，财政政策的改变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第三节 清军占领山西
清军进入北京以后，一面巩固自己在畿辅地区的统治，一面逐步蚕食山西、山东两翼，为大举进兵作准备。
六月，明恭顺侯之弟吴惟华自称应袭侯爵，“请招抚山西自效”
[30]。
摄政王多尔衮欣然同意，派其前往山西招抚，又派明降官王鳌永以户部右侍郎兼工部右侍郎名义前往山东招抚。
同月，“遣固山额真觉罗哈纳、石廷柱率将士平定山东一路”
，“遣固山额真叶臣等率将士平山西一路”
[31]，以为武力后盾。
当时，姜瓖对大顺政权的背叛使大同地区落入了清方手里，吴惟华乘势招抚了大同府南面的代州及所属繁峙、崞县。
投降大顺政权的明将唐通，在大顺军西撤时同李过部一起退到陕西府谷地区。
他看到大顺军的处境日益困难，就在清廷招诱下[32]，向李过部发起突然袭击，随即把部队拉过黄河驻于山西保德地区，至九月十五日便拜表投降了清廷。
[33]整个山西北部遂为清方所有。
大顺政权山西节度使韩文铨、制将军陈永福和山西巡按李若星等见形势日益紧张，加强了保卫太原的准备。
他们处死了明宗室千余人，又把大批明朝官绅押往陕西，借以消除内患。
陈永福还遵照李自成“坚壁清野”
的指示，下令拆除了城外关厢的全部房屋，以免清军攻城时用作掩蔽，并且派出军队“四出搜野，为固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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