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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周依次列出崇祯帝为政太急、急功近利的两个方面：
“一是辽事。
当时天下正是三空四尽之时，而朝廷却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解决问题，然而战期遥遥。
这是汲汲于近功的表现。”
“二是理财。
一味掊克搜刮者为循吏，而抚字之政绝；上级仅以催征为考课，而原先的黜陟之法亡，赤子百姓无宁岁！
而又严赃吏之诛，自执政之下，坐重典者十余人，然而贪风依然如故。
这些都是规于小利的表现。”
刘宗周的看法可谓是一针见血。
当时朝廷的做法，只顾眼前，而丝毫不计后果，不要说治本，就是连标也弃而不顾。
既然最高当政者如此，那么下面的官员就更是肆无忌惮了。
既然朝廷要的只是钱，为了钱，大明朝的基本原则都可以弃之一边，那么地方官当然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更何况他们还要捞足自己的那一份呢。
到最后，有些地方官竟用带征、预征之类的极端手段来榨取搜刮。
所谓带征，就是把历年的欠赋积附于当年的正赋和加派之上。
一起征收。
所谓预征，就是预先征收来年甚至几年的赋税。
每年的正赋带加派，已是极重的负担，至此竟又要在此基础上，再加重压，再加上诸如赋税不均、灾荒不断、贪污私饱等等因素，底层的民众哪能堪此重负？！
早在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瞿式耜就上言直指其弊。
他说：
“计海内用兵已达十年了，其间无事不取之于民间，而郡县催科苛政，也无一事不入考成。
在地方任职的官员，只求征输无误，以保全自己的功名，又有谁为皇帝体恤那些黎民百姓呢？”
瞿式耜接着又描述了百姓在重赋之下的惨景。
他痛心疾首地写道：
“每当催征之期一到，征新比旧的差役四驰，而那些不能按期交纳的百姓，被杻系枷锁，不绝于道；复又被鞭笞拶打，叫彻堂皇。
至于那些滨水荒坡、不毛山地，其正供赋税本来就难以完成，现今又一概增征新饷，倍之又倍。
不堪重负的百姓，只能卖子鬻妻，逃亡他乡。
而遗留下来的逋欠，又被加之于其宗族、亲戚头上……”
瞿式耜进而又指出，由于加派过重，逋欠日久，所以每当催征之期，新征旧欠，层累而上，弄得百姓耳目乱，手足忙，心计也惶惶不定：如果补交旧欠吧，却担心负责新征的差役敲比；如果交纳新征吧，则又担心负责催旧的差役来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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