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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辽饷相加，朝廷能增加收入七百六十万两。
除拖欠、蠲免、截留之外，实际能收到五百万两左右。
这种加派，真是空前绝后。
当时朝廷的正常收入，应在一千五百万两左右。
而在短短的几年中，朝廷竟加派至七百五十万两左右，增加了近一半。
从万历末年至天启七年（1627）的前后九年中，朝廷通过加派，实征了近四千万两白银。
而且，这种加派，在方法上也很成问题。
如杂项，本身就是正赋之外的搜刮，具有加派性质，至此竟在加派上再加派，实在说不过去。
又如，加派依全国统一标准进行，根本无视地区之间的贫富区别，对原本贫穷的地区实在是雪上加霜，西北弄成后来的局面，就与此有很大关系。
按理说，万历、天启年间的加派，已是到了不能复加的地步。
但至崇祯年间，朝廷竟又连加了四次。
崇祯三年（1630），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田赋，朝廷便于原先的九厘之外，每亩复增了三厘，称为“新饷”
，全国共增田赋银一百六十五万两。
到了崇祯八年（1635），总督卢象升又请增饷，朝廷便决定加征“助饷”
。
到了崇祯十年（1637），兵部尚书杨嗣昌又要求加征“剿饷”
，每条银一两加银三分。
到崇祯十二年（1639），杨嗣昌又提议加征“练饷”
，每亩一分，总额达七百余万两。
这种加派，无论是数量还是频率，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
这些加派中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要落在一般的纳税户头上。
具有优免特权的那些缙绅大户，仍会像逃避正税那样，逃避这种加派。
这样一来，本已十分不稳定的纳税阶层，更是陷入了绝境。
明朝廷的这种做法，无异是饮鸩止渴。
对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早在崇祯二年（1629）就有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当时仍在顺天府尹任上的刘宗周，就对朝廷的做法很不满。
他在给崇祯的奏疏中指出：
“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非宁，朝令夕考，或许会太平立致！”
接着，刘宗周笔锋一转，毫不客气地批评道：
“然而，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慕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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