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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气候是很不适合农业的。
深山巨壑、地瘠天寒、亢旱少雨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严重滞后。
像延安地区，农民不知施肥、灌溉，甚至不壅不耕，因此生产效率很低，即使在丰收年份，亩产也不过数斗。
农民极其贫困。
相对于农业而言，此地的工业和商业更是落后。
此地民众，受传统影响，绝不轻易从事商业。
而本地的手工业水平又极其落后，农作物不能制成货品，如有丝无绸，有棉无布，有毛皮而不能制成毯毡，即便像斧斤炉钟之类极简单之手工业，也要依靠外省人。
因此，此地商业贸易全由外地人操纵，本地人只能低价销售原料，甘受外人的商业剥削，十分贫困。
像这样的地区，社会经济本已十分脆弱，只要稍有天灾人祸，便会不可收拾，历来就属于难治之地。
如果朝廷能派遣得力官员前去抚治，做到政治清明、地方有序的话，则局面尚可勉强维持。
但是，明末陕北的吏治却根本做不到这点。
陕北一带，地瘠民穷，交通不便，许多官员都把此地视作畏途，不肯赴任就职。
那些在任的官员，也纷纷托关系、找路子，想方设法要调离。
因此，明末陕北的许多州县，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缺官难补的问题。
到了农民起义爆发后，这种情形则更加严重。
崇祯二年（1629），延安、庆阳、平凉三府的州县官竟已缺额半数以上，却又迟迟补不上去。
从素质而言，陕北地方官也是每况愈下。
在正德、嘉靖朝，陕北的地方官尚有不少是进士出身，但至万历朝时，这样的情形就不再存在了。
此时的地方官，绝大多数是年老的岁贡或升任的教官，副榜的举人已不多见，进士出身的则更是凤毛麟角。
即使偶尔有进士出身的官员赴任，也往往如蜻蜓点水，速调他处。
有人曾对万历、天启、崇祯三朝陕北宁州、安塞、延川、安定、安化、真宁等六州县官的出身作过统计，结果是该六州县一百三十位州县官，只有五人是进士出身，而举人、贡生出身的却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这样的官员结构，是不利于吏治的。
在明代，科举的身份是被十分看重的。
像这些举人、贡生们都是多年场屋失意，没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才不得已而去补缺的。
这些人年老力衰，日暮途穷，已没有什么进取的志向，因此多持得过且过的态度。
事实上，朝廷对这些人也不甚重视，甚至会因他们的出身低微而歧视、排挤他们。
而地方上的那些豪贾富室，也根本不把这些出身不高、威望不够的地方官放在眼里，照样我行我素，武断乡曲，违法犯禁。
“官轻俗悍”
的局面也就在所难免了。
既然没有晋升的机会，又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这些被放逐到陕北的地方官们自然也就自暴自弃起来，贪污腐化，不问政事，也就是明末陕北地方官的普遍行为了。
这对于本已地瘠民穷的陕北，自然是一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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