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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这三大因素一个都不能少；但相比而言，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
四个第一批开放的沿海特区城市，仅成就了一个深圳，为什么？我们看到，有上万家的香港企业就近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形成了珠三角所谓的"三来一补"模式，但是广东也仅仅是珠三角这2千万人口比较富裕，粤北、粤东、粤西6千万人口仍然发展缓慢。
所谓人和，就是广东人的文化基因决定的，广东人的特点是敏于行，而拙于思，这种特点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表现的优势非常明显，以港为师，香港人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
而福建首先是地利不好，仅有一个经济特区的厦门，还对着台湾。
最初的时候和广东一样靠走私贩私，落袋为安。
但是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两次沉重打击之后，一蹶不振。
今天我们回头看福建，制约其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少一个发展外向型经济和与外界对接的强有力的窗口，仅靠厦门是远远不够的。
这一拔行情广东抓住了，从而远远超越了福建，并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范本。
以至于小平同志第二次南巡的时候，站在广东的土地上就像安泰站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一样，底气十足地告诉世人，不管姓资姓社，发展是硬道理。
并借助于广东这个成功的范本，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再一次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唱响了春天的故事。
但是广东人敏于行而拙于思和落袋为安的特点也妨碍了他们前进的脚步。
1992年，我在新华社参与国家宏观课题的调研，曾经跑遍了广东和华东，当时我就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广东人继续敏于行而拙于思，强市场、弱政治，不重视战略的话，广东人被江浙人超过是迟早的事情。
没想到10年下来，不幸而言中。
3.未来的竞争是区域间的竞争
这里有一对最典型的例子颇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广东的潮汕和浙江的温州，这两个地方非常相似，两个地方的原始积累都是靠造假贩假，走私贩私，马克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都是肮脏的，这个没办法。
在计划经济时代都是重灾区。
1987年我到浙江去见到当时浙江最高领导，他跟我说，温州人的日子好过，我的日子就不好过，我的日子好过，温州人的日子就不好过。
到了市场经济时期，最初温州人也是造假贩假，到了92、93年，在全国一片喊打的声讨声中，温州人开始觉醒，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化和品牌化，依靠自身的勤奋和营销网络，打出了温州制造业的品牌，成功地从流氓变成了绅士。
通过品牌的营销，拉升了整个浙江商人的形象和地位。
而潮汕地区，仍然是从流氓到流氓，月黑杀人，风高放火，满足于赚快钱所带来的成功；到了2001年，成了国家重点打击对象。
去年，我到潮汕演讲，上千个当地企业家和我交流，我看到他们一个个痛心疾首，他们说，少数人生病，为什么让我们都跟着吃药？我和他们说，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因为中国伴随着全球一体化之后，首先是区域一体化，而区域一体化就决定了区域板块的形象价值，谁的形象好谁就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获得更大的发展。
就像今天的浙江人和温州人，每到一个地方，市长、市委书记要亲自出来见面。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来了，带来了财富。
区域的形象既能够给企业带来无形的财富，也能给企业发展带来障碍。
当时，我和这些企业家探讨的时候，我认为，潮汕地区的问题主要有两条：第一条，爆发之后，大鸡不吃小米。
中国有句古话"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经过了赚快钱的企业家已经不习惯于靠制造业一点点赚辛苦钱；第二条，潮汕经历过这么一次洗牌之后，再崛起已经落后了一步。
现在的产业也就停留在二三流的一些产业上，真正做强做大的潮汕人不在潮汕，而在全国各地，因为他们毕竟拥有优秀的商业基因。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苏南模式，1988年我第一次去苏南，看到了乡镇唱主角，创造了以工补农的模式，90年代初浙江民营经济生龙活虎，打得苏南有点抬不起头来，逐渐显现出衰退的趋势。
90年代中当上海崛起，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有可能成为第六大都市圈的龙头城市时，上海开始翘尾巴了，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有意抬高门槛，似乎是世界500强以外的都不予考虑，这反而给以苏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创造了另一个机会，苏州市委书记打出“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
的口号。
上海不要的企业苏州全要，这样就抓住了全球产业转移、特别是光电行业转移的行情，以至于苏州成了中国副省级城市的前三名，也成了官员晋升的摇篮。
这时候上海开始觉醒了，首先制定了一个"173计划"，在与江苏接壤的地方划出了173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江苏同台竞争，你有什么政策，我就给什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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