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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和内因上都发生了变化，所以未来几十年的城镇化一定要和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有区别。
最可怕就是现在各方还是按照原来的惯性在考虑和操作，最后结果一定是刻舟求剑，南辕北辙。
《中国经营报》：您从事城市战略研究这么多年，有一个城市经营的观点传得很广，就是城市战略的成功需要“市长和市场跳双人舞”
。
这个论断在新型城镇化中是否依然有效？
王志纲：十年前我们提出：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
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如今这个观念不仅不过时，反而应该更加强调。
因为当前市场的力量比起10年前要更加丰富，更加多元，也更有活力。
如果说10年前还只是一些先知先觉有实力的企业扮演着启动市场重要角色的话，那么今天已经有更多的普通消费者、创业者、中小企业主甚至是白领都开始扮演者启动市场的角色。
如何更充分调动市场的活力，如何能够满足市场发展的内在需求，演好对手戏，这对我们的市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五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中国经营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那么该如何从市场化的角度解读新型城镇化？未来将有哪些市场力量将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动力”
？
答：现在从上到下都在说人的城镇化，但是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人。
我们经常说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使得中国有了丰富的积累，这个积累远不只是资本上的，还有人的积累。
人的互动是推动城镇化的核心力量，城市反哺是真正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这个反哺不只是转移支付，城市资本进入农村，更重要的是一批人带着新的眼光、新的技能从城市回到农村，这会掀起一场新的变革。
第一股力量：返乡农民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贵州。
贵州在中国属于偏远地区，这个地方在贵州也属于偏远地方。
几年前我去的时候，当地为了发展，超前投资修了几十万平米的厂房搞工业园，所有人都不看好。
一个简单的道理，从沿海到内地成本上升一倍，支撑不了。
但是没有想到，这次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发生了——以前是劳动力追着工作走，现在是工作追着劳动力走。
当地政府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做摸底调查，发现在沿海的熟练纺织制衣工人有七八千人，于是派人到沿海打工比较集中的地方去动员，过年回家的时候又挨家挨户去谈，说我们县里也要搞制衣厂，沿海你拿四千，这里给你三千。
抬腿就能回家，县里还准备盖廉租房，不买的话五百块一个月，买的话两千块一平米。
这样一来没有人愿意再去沿海了。
这时候政府再去跟企业谈，原来谈了很久也不来的企业现在都愿意来了。
这样的小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我到四川、贵州、河南很多地方都是这种情况。
这说明形势变了：原来的中国没有办法，只能出卖劳力，竞争优势就是成本，所以沿海最有优势，所有人都往沿海跑，上亿人大迁徙，抛弃妻子，背井离乡。
农村凋敝，家里是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儿童，外面是分居的夫妻，农民为了获得一点收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三十年不搞腾笼换鸟，各种问题都出现了。
现在的中国不一样，老板的牛鼻子被牵着走了，必须到这里来办厂。
不只是是劳动力在这里，消费市场也在这里，一个难得的契机出现了，解决3861部队（农村留守妇女和儿童）问题的契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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