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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中央政府层面谁说了算，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或国土资源部？我们做策划时经常会看到，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规划的区域发展空间不同，前者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发展规划，后者根据国家制定的《城乡规划法》；第二，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谁说了算？住建部还是当地政府？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城市总体规划需要住建部负责审批，由于城市数量太多，工作量太大，审批时间需要若干年，结果是批复之日又是修编之时；第三，在地方内部谁说了算？由于我国正处在高速城镇化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许多规划需要调整，审批工作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先斩后奏”
的违规事件频繁发生。
我国拥有将近3000个县和3.4万个乡镇。
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经济水平不同，仅靠中央编制的规划来指导，是绝对不可行的。
解决这个问题，一要向下放权，像计划经济那样层层审批不可取；二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三要鼓励创新，绝不能千篇一律，搞“大而全、小而全”
。
2011年，我们做陕西安康恒口镇的发展规划，这是陕西大移民的重点示范镇。
由于这里经济基础差，地质条件较差，山体稳定性脆弱，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要把山区农民外迁到地势平坦的地方安置。
我们策划时把培育自我“造血”
机能作为重点，把移民与新城建设、移民与产业发展、移民与民生改善、移民与脱贫致富、移民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来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的发展目标。
新型城镇化的中长期规划完全由国家发改委主导，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新型城镇化非常复杂，涉及的问题包括农业、土地、户籍、规划、教育、产业、保障、制度等多个方面，几乎关系到所有的政府部门；新型城镇化过程还是一个移动靶，会遇到许许多多不可预测的问题，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和调整；新型城镇化必须上下互动，要同地方政府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也是不行的。
总的来说，这次的新型城镇化，难度不亚于当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启动的体制改革。
中央应该成立像国家体改委那样的专职部门，协调改革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破解制约发展的诸多瓶颈和难题。
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其中一个观点我非常认同。
他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实际上起初并没有清晰的设计，但是在过程中由从下到上的边缘革命和由上到下的认同相结合起来，最终走出了一条大道。
这个经验非常值得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借鉴。
附：谁的新型城镇化？
“市长”
还是“市场”
的城镇化？
《中国经营报》：作为改革开放全过程的报道者和参与者，三十年前，您曾做过《百万移民下珠江》的报道，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化当中面临的矛盾现实。
当前新型城镇化和三十年前的城镇化有何不同？“新”
在哪里？
王志纲：城镇化与工业化是一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片面的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政治、国内外环境、发展阶段等诸多问题的交汇点。
《百万移民下珠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城市化、工业化最典型的一个缩影。
直到今天这个市场规律都没有变，但是形势发生了变化。
三十年后的中国已经从世界工厂变成最大的消费地，国人已经从注重数量到了注重质量，这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进程还将继续，但是从模式和路径上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三十年前以生产为核心，两头在外；三十年后以消费为驱动，市场在国内，消费在国内。
随之而来的人的流向也发生变化，过去几亿农民工从乡村涌入城市，涌入沿海，追逐工作；现在是城里人向往农村，想去农村，追逐清风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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