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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省了该与“马”
搭配的“畜”
字。
此种法式，古已有之，天经地义，无须警察们来通融恩准。
不过，无论以“约定俗成”
通融，还是以“从一省文”
辩护，其实都是持守同一立场，奉行同一法度，即形式逻辑之法。
这都让我有些不满。
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
好比一般车辆不可闯红灯，但消防车和救护车则不受此限。
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而不是任何既定的逻辑陈规。
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祸者福所倚，福者祸所伏，福祸同门，好事与坏事总是相辅相成，塞翁失马之类的经验比比皆是。
笔者在乡下时，常得农民一些奇特之语。
某家孩子聪明伶俐，见者可能惊惧:“这以后不会坐牢么？”
某家新添洗衣机或电热毯之类的享受，见者可能忧虑哎呀呀人只能死了。”
笔者曾对此大惑不解，稍后才慢慢悟出这些话其实还是赞语，只是喜中有忧，担心太聪明会失其忠厚，导致犯罪；担心太安逸会失其勤劳，导致心身的退化乃至腐灭。
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有一句口头禅真伤感。”
用作对一切好事和美事的赞叹，同样显示了乐中寓哀的复杂心态，非一般形式逻辑所能容纳和表达。
语义源于人生经验，不是出自学者们形式逻辑的推究和演绎。
从这一点看，《系辞》称“吉凶与民同患”
，有着丰厚的人生经验基础，不算怎么费解。
《正义》言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
这种解释也可以得到大量民间语言素材的实证。
钱先生声称这是误解“吉凶与民同患”
的强词，似乎认定古人是只能患凶而不能患吉的。
面对古往今来大量对吉凶给予辩证感知的语言现象，如此固守某种语言定法，多少显得有点漠视人们的生活智慧。
从一省文，这种修辞法例确实多见。
形式逻辑也确实是语言中不可少的基本交通规则。
但如果因此而推定一切复词都只能偏义而不能对义，则是否定生活辩证法对语言的渗透，是法理的凝固和僵化，无益于语言的生命。
“不要落得人家褒贬”
，也许（仅仅是也许）在《红楼梦》中只用偏义，但未尝不能在别处还其对义的高贵出身和生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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