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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点，作者无须照顾大多数读者的口味——这个命题是否就荒诞不经？少数读者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大多数”
究竟是什么意思？是置于什么范围而言？湖南花鼓戏的观众在全国来说算不上多数。
儿童文学也不能引起“大多数”
青壮年的兴趣。
思想艺术价值更不取决于作品读者的多寡。
《红楼梦》的读者就比《七侠五义》的读者少，也肯定比香港电影《三笑》的观众少。
王蒙和高晓声的作品，也不一定比通俗读物《王府怪影》更畅销。
我们还是让各种风格的作品各得其所和各有地盘吧，让作者们抛掉迎合读者的顾忌，大胆表现自己的个性吧。
只要是真正“曲高”
，“和寡”
算得上什么罪名？
作者须很讲求政治功利——这个命题曾一度是革命文学的宗旨。
文学离不开政治，当代的政治与人们生活的联系日趋紧密，想完全超脱政治差不多只是疯人呓语。
中国古代儒家提倡文学“助人伦、成教化”
，舞文弄墨者必干政事。
他们强调文学的实用政治功利作用，这些已成为中国文学一大传统。
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学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冲突中成长，历经硝烟炮火、刀光血影，创作依然与政治密切相关。
鲁迅等先辈的大部分作品无异于投枪和匕首，旗帜和炸弹，为人民解放事业起到了极强的政治功利作用，其光辉不可磨灭……这些经验当然不应该被后人忽视。
且慢，作者无须太讲究政治功利——这个命题在一定条件下是否也能成立？人类的生活内容不仅仅是政治。
文学没有理由一律带上强烈政治色彩。
政治思想也不是思想的全部，政治内容更不等于艺术形式。
中央髙层提出今后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
的口号，正是总结了“文革”
的教训，指出文学在政治功利之外还有其他作用，还有广阔的天地。
中国古代道家强调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关系，着力于“纵情山水”
的兴趣，“独善其身”
的追求，还有对情致、气韵以及独特“妙语”
的艺术探索，也成了中国文学一大传统。
沈从文的《边城》，其政治作用远不及叶紫、蒋光慈的政治小说，但它同样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珍宝。
描绘自然，介绍风俗，陶冶性情，娱悦身心，包括剖析种种非政治性的人生矛盾，这同样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应有之义，是筑构真善美人生境界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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