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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山虽不敌天下幽的青城、天下秀的峨眉，但自有自己的个性魅力。
歌乐之名，据传是上古的大禹在此宴请诸侯、享以歌舞而得来。
它是娱乐之地，欢喜之地，充满着世俗的明媚与感恩。
如果说有些山属于雄性，属于激**、振奋、豪气冲天，要去担负大任，而有些山注定有着这般的宿命——阴性，充满文艺范儿，神秘而深邃；有些山总是穿梭着来去匆匆的政客，有些山不过是徘徊一些诗人与少女。
由此看来，抗战时，歌乐山上驻扎了郭沫若、冰心、臧克家、傅抱石等大批著名的作家、艺术家也绝非偶然，因为歌乐山很凉的风或许不太适合硬心肠的政客久待，倒适合文人骚客亘古的多愁善感。
傅抱石享年六十二岁，其中有整整七年的时光是在歌乐山的金刚坡下度过。
七年超过了他生命十分之一的长度，更凸显他生命才华横溢、灿烂辉煌的高度——从一九三九年三十六岁入渝到一九四六年四十三岁返回南京，一个男人荷尔蒙旺盛期所应有的**，一个艺术家该有的爆发力，歌乐山都赋予斯人。
傅抱石的创造力不可遏止，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犹如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切都在喷薄而出：《万竿烟雨》《长干行》《丽人行》《屈原》《琵琶行》《山鬼》《九歌系列》《兰亭修禊图》等大批代表作源源不断地问世；在重庆、成都举办了像“壬午重庆个展”
这样影响中国国画史的大型画展。
这，就是被中国美术史家们津津乐道的傅抱石“金刚坡时期”
。
它的闪亮与荣光，不仅属于傅氏个人，不仅是对彼时灾难深重的国家有着莫大的安慰，更对整个中国画的发展有着山高水长的建设意义——
只是当年傅抱石的艰辛我们常人又怎能体会？傅氏不过文弱书生一个——敌寇逼近，山河破碎，他要扶老携幼地逃难，还要维护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体面，其强大的意志不得不令人惊叹。
好不容易辗转千里来到重庆，却又迫于敌机轰炸的威胁，拖家带口转移到乡村，租歌乐山金刚坡下的一户农民茅屋为居。
旧时代川渝的农舍可想而知：竹篱笆抹上黄泥筑就的土屋已年久失修，冬来风袭，夏来闷热，无窗，室内潮湿、阴气逼人。
人在这黑咕隆咚的空间里，唯靠房顶几片亮瓦渗进的光线来摸索前行。
居此陋室，能苟且偷生也就罢了，还企望在艺术上有所建树，这不是近乎天方夜谭？而傅抱石却不管不顾——在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工作之余，在中央大学教书之余，他不但要自己日日发奋于丹青，还要突破前人的桎梏，绘自由之山水，他是要把自己逼成超人啊？
其实不，他只是一个在丹青世界里彻底沦陷的儒生。
傅氏曾在自己的一幅画作上题道：“余以艰苦之身，避地东川。
岳母李太夫人俱来。
战时一切，均极激**，而我辈仍不废笔墨丹青，所居仅足蔽风雨，所衣皆丁丑前之遗，真如大痴家无担石之储也……”
每读此寥寥数言，我都端然而坐，穿越暖气充足、蜡梅飘香的二十一世纪的居所，去遥想当年金刚坡下那对画家夫妇的境遇。
仿佛，就见着那个被我们称作大师的男人在寒冷无比的黑房子里如何搓着手跺着脚，以此取暖。
他实在不适应巴渝山地刺骨钻心的阴冷冬季。
但他仍把全家用作吃饭的小木桌一次次举向门口，就着唯一的光亮与数九的寒风痴痴作画。
我还见着了大师的妻子，那位叫罗时慧的女人。
她出身于南昌城的大户人家，眉眼间似乎有着无尽的娇弱与愁绪。
事实上，她却何等果敢与强悍，具有何等的现代意识。
即使在乡野荒村，这位傅抱石曾经的学生仍是把自己收拾得优雅、漂亮，站在院坝里举手投足一点也没丢弃女艺术家的范儿。
深冬里，棉旗袍丝毫不妨碍她矫健地行走在狭窄蜿蜒的冬水田坎上。
只需稍稍拂一拂旗袍，她井里打水、生柴灶、煮甑子饭、照顾一群孩子也都样样利索，把异乡困苦的日子过得云淡风轻。
她还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丈夫画画前，她在旁抻纸磨墨，自谑“磨墨妇”
；丈夫画毕，她指指点点，做一个诚实的评论家。
她就这样高调做妻子，低调做人，安静、聪慧，深海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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