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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
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
由于国民党政权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权要强很多。
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对社会的渗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
但是另一方面，毕竟经过了现代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民主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民主意识有所觉醒，人们初步意识到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大的影响。
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减弱，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往往会出现问题。
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党国家机器在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
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国民党员的清一色，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民主党派”
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
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
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权工具，参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票的利益。
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在历史上中共进行的最认真的选举实践，是在抗战时期推行的基层选举。
在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由于选举的实行，为中共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很多国统区的民主人士以及外国朋友，凡是到过根据地的，都盛赞根据地的民主。
相形之下，国民党治下的国统区，反而背道而驰，不仅没有选举，而且一度提倡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政策，跟根据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显然，在抗战时期中共推行的选举，从选村长到选边区参议员，都是相当认真的，基本上看不到背后操控的痕迹。
由于中共对于底层社会超强的动员能力，因此根据地每年进行的“大选”
（这是当时根据地的通行叫法），底层民众的参与度，绝非此前任何一种选举所能比拟。
也可以说，这种选举，基本上实现了底层民众真正有热情的参与。
很明显，不能把根据地的选举，简单地视为做给外面人看的政治秀，选举，对于中共而言，有着切实的工具性考量。
中共根据地的选举，是从拔除国民党基层政权入手的。
中共的敌后根据地，本是利用日本军队入侵，国民党军队后撤造成的空隙而建立的。
虽然军队的撤退，很多国民党县以上的政权随之撤走，但大部分地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却还存在。
如果用武力驱赶这些基层政权的人员，虽然不是不可以，但在法理上却未免有些理亏，或者说，不符合中共的统一战线政策，于是中共想到了选举。
自从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以来，留在乡村的地方精英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越来越踊跃地进入县以下的基层政权中，另一部分则跟从前一样，待在政权之外。
一般来说，乐于进入政权的精英，往往属于劣质化的那部分，随着军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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