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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
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权之便，行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
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
因此，中共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
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了中共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
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方自治、民主选举的“改朝换代”
，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法明确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这以后，根据地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几乎每年一次。
应该说，这种基层选举，中共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创造出来的“豆选法”
简单有效，广为推行。
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的票。
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中共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织，也是在幕后进行。
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露面。
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权开始向清一色中共党员方向发展。
以至于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开明士绅”
名额的方式，即所谓“三三制”
，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
与某些人认为“三三制”
是为了保证中共地位的看法不同，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形下，传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际统治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行政权下移的过程中，都没有丧失地位，在中共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有效得多。
到了抗战胜利，中共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
在多年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权、传统权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翻了。
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的结构。
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
对于民主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权利意识、人权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民主的文化，也没有民主的价值观。
在土改过程中，中共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任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的氛围中，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对是否处死有争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事。
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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