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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投机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学灯》上登了出来。
看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成了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陶醉。
这便给与了我一个很大的刺激。
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
我初到日本来时，是决心把这个倾向克服的。
二三十年一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
那时的口号是“富国强兵”
。
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因而对于文学有一种普遍的厌弃。
我自己是在这种潮流之下逼着出了乡关，出了国门，虽然有倾向于文艺的素质，却存心要克服它。
这就是我所以要学医的原故。
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既厌弃文学，同时又厌弃法政经济之类的学科，而自己的科学上的基本知识却没有坚实的根底，对于数学尤其有点畏难，所以避开了理工科，而拣取了这条学医的折衷路径。
但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的作品接近了。
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从学校里拿了几章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从泰戈尔的《新月集》中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篇。
我把来展读时，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过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区别。
从此我便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
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
我在冈山时便也学过他，用英文来做过些无韵律的诗。
《辛夷集》开首的《题辞》便是一九一六年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安那的散文诗，后来我把它改成了中文的。
准备学医的人，第一外国语是德语。
日本人教语学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学士，用的书大多是外国的文学名著。
例如我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说《向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nach Prague》）。
这些语学功课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学倾向助长了起来。
我和德国文学，特别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诗歌接近了，便是在这个时期。
因为喜欢泰戈尔，又因为喜欢歌德，便和哲学上的泛神论（Pantheism。
）的思想接近了。
——或者可以说我本来是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
我由泰戈尔的诗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Ka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乌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
我由歌德又认识了斯宾诺莎（Spinoza），关于斯宾诺莎的著书，如像他的《伦理学》、《论神学与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间接地读了不少。
和国外的泛神论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少年时分所喜欢的《庄子》再发现了。
我在中学的时候便喜欢读《庄子》，但只喜欢文章的汪洋恣肆，那里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
待到一和国外的思想参证起来，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贯通”
的程度。
我在高等学校第三年上曾经起过一个野心，想做一部《庄周评论》，把想论述的详细目的，写给北京的长兄，但同样遭了他的斥责。
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
我同白华最初并不相识，就由投稿的关系才开始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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