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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我的本名又渐渐被人使用了——是的，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是被动。
那是因为时间经久了，我并没有从事实际上的任何活动，而我所写的东西，不是文艺作品便是历史研究，乃至如甲骨文、钟鼎文那样完全古董性质的东西，再说郭沫若三个字的商品价值究竟要高一点，因此郭沫若又才渐渐被人使用起来了。
我也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部书都经由王礼锡的接受，由神州国光社出版。
前一书出版时把我写的一篇序言丢掉了，后一书一直被积压着，是在抗战期中才出版了的。
但前书的出版，也公然用的是我的本名。
这书曾经遭过禁止，坊间后来把封面改换发行，译者是作为李季。
这种本子我相信，留在世间的一定不很少。
关于《甲骨文字研究》的出版是费了一些周折的。
我从一九二八年的年底开始写作，费了将近一年工夫，勉强把初稿写成之后，我曾经邮寄北平，向燕京大学的教授容庚求教。
我和容庚并无一面之识，还是因为读了王国维的书才知道了他的存在。
王国维为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作序；他提到四位治古文字学的年轻学者，一位是唐兰，一位是容庚，一位是柯昌济，一位是商承诈。
我因为敬仰王国维，所以也重视他所称许的这四位年轻学者。
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我是读过的，他是把《殷虚书契考释》关于文字的一部分稍稍扩大了，而根据说文部首从新编制的，虽然并没有多么大的发明。
但商的住址我是不知道的。
唐、柯二位，不仅住址不知道，连著作也还不曾见过。
容庚，我见过他的《金文编》，那也是依说文部首编制的金文字典，比起吴大瀓的《说文古籀补》来更加详审，在研究金文上，确曾给予我以很大的帮助。
它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
容庚在燕京大学任教职，而且是《燕京学报》的主编者，由每期的学报是容易发现的。
因此，我对于容庚，不仅见过他的著作，而且知道他的住址了。
我就以仿佛年轻人那样的憧憬，也仿佛王国维还活着的那样，对于王国维所称许的四学士之一，谨致我的悃忱，而以我的原稿向他求教。
我得感谢客庚在资料上也曾经帮过我一些忙，他曾经把很可宝贵的《殷虚书契前编》和董作宾的《新获卜辞写本》寄给我使用过。
但他在学问研究上却没有使我得到我所渴望着的那样满足。
——这些情形，我曾经写在《甲骨文字研究附录》、《一年以后之自跋》里面，那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十日”
写的文字了。
但在那里面也有不曾写进去的一些经过。
原稿寄给容庚后，他自己看了，也给过其他的人看。
有一次他写信来，说中央研究院的傅孟真（斯年）希望把我的书在《集刊》上分期发表，发表完毕后再由研究院出单行本。
发表费千字五元，单行本抽版税百分之十五。
这本是很看得起我，这样的条件在当时也可算是相当公平，但我由于自己的洁癖，铁面拒绝了。
我因为研究院是官办的，我便回了一封信去，说：“耻不食周粟。”
但我的原稿在北平方面曾经看过的人确是很多，有人告诉我，他在钱玄同的书桌上也看见过它。
出门太久了，我怀念起来，几次写信去要回，都没有达到目的，弄得我自己都有点后悔了。
但足足又经过了一年工夫，终竟寄回到我的手里，而原稿的白纸边沿都快要翻成黑纸了。
幸好是用日本半纸写的，纸质坚韧不容易磨灭。
《甲骨文字研究》的原稿在北平旅行的期中，我又写成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下两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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