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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西方，根本上没有官，只有世袭的贵族。
聪明的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钱穆先生的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同样是新的传播技术，何以在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形成了不同的结果。
了解了这个大背景，我们就能明白活字印刷在北宋并没有带来“文明转型”
，但对于原有的社会传统会有“润物细无声”
的冲击，如会瓦解北宋开国以来形成的“言者无罪”
的传统。
乌台诗案发生之前，苏东坡以及他的同时代人，都浸**在宋代开国以来形成的“言者无罪”
的氛围中。
1069年，他上书神宗皇帝，讨论台谏制度，在苏东坡看来，台谏制度是宋代的优越性所在。
他说，历史上的王朝有两种，一种是“内重外轻”
，就是中央集权型，以秦和魏为代表；另一种是“外重内轻”
，就是地方分权型，以周和唐为代表。
二者都有弊端，前者奸臣专横，后者军阀割据。
苏东坡认为宋属于“内重外轻”
，却没有像秦、魏那样出现奸臣专横。
原因何在呢？因为有“台谏”
的存在，是“圣人防过之至计”
。
苏东坡特别提到，秦汉以来，到唐、五代，因为谏言被杀的人不下几百人，而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人因为谏言而被处死。
即便被问罪，也能够很快恢复名誉。
苏东坡还特别赞扬了赋予台谏官的特权：即使没有确证，根据传言也可以弹劾百官。
对于台谏官的言论，不管是谁，哪怕是皇帝弹劾宰相，都要认真倾听。
苏东坡的这一段话，讲出了他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共识，第一是言者无罪，第二是肯定御史台的监察作用。
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环境下，苏东坡对于自己的言论，一直都没放在心上，觉得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即使早在1073年，沈括把苏东坡抄写给他的诗作作为证据，向皇帝举报苏东坡的诗里有对朝廷的不满，神宗都没有理会，苏东坡也没有当回事。
他并没有意识到在新的传播方式下，问题正在发芽。
到了1079年7月，酝酿已久的问题终于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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