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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勒布把这种现象叫作“黑天鹅”
。
回到苏东坡。
北宋时，印刷术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图书不再只是用手写，而是可以大量复制。
苏东坡有一段文字描述了这种变化：“余犹及见老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到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
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
（《李氏山房藏书记》）又批评当时的年轻人“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
但苏东坡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新的传播技术背后深层次的意义。
当他的书出版后，成为畅销书，他并不觉得事情在发生变化。
就像二十多年前，苹果手机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当我们第一次用微信发表意见的时候，也没有意识到它的后果会是什么。
往更深一层去探讨，欧洲是在15世纪的时候才出现古登堡的活字印刷，引发的是《圣经》的普及化，把《圣经》从教会垄断的解释权里解放出来，还促进了“出版业”
和“版权法”
的诞生，甚至被认为是文明的转型，是印刷文化时代的开始。
但在中国，北宋的活字印刷术，对中国社会并没有形成本质性的影响，像苏东坡这样最为杰出的人，亲身体验了这种技术，但只是把它作为传播的工具。
从北宋到明清时代，一直有微弱的出版市场，加上书画市场，构成了暧昧的古代中国文化市场。
北宋时，在杭州一带有人印书赚钱，明清时代江南一直有图书市场，也有书画市场。
一些文人，如江南四大才子等，靠着这个微弱的文化市场得以解决生计问题。
少数像文徴明这样的人，靠着它可以脱离官场，过上相对独立自由的生活。
但总体上，中国人并没有从印刷术的进步中找到文明转型之道。
对于文化人来说，也没有意识到这种技术可以开辟另一种谋生之道。
这和中国文化里对于商业的轻视有关。
夸张一点说，即使才华横溢的苏东坡，也错过了中国历史上堪称伟大的一次时代机遇。
人的意识与思维，决定了他能看到什么。
这种机遇超出了儒释道的思想范畴，明明白白在他面前，他还是不能弄懂其中的意义。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有一段精彩论述：
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
节制资本的政策，一直延续。
除了元清两代，废除特权的政策一直延续。
官吏不能世袭，但造成了聪明的人都去读书当官，使得中国政治表现出臃肿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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