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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已成为画坛巨擘的董其昌称赞他不愧是项元汴之孙，说他的山水已具“元人气韵”
——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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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项家，有机会浏览了天籁阁所藏历代名画，董其昌始知“从前苦心，徒费岁月”
（《墨禅轩说》）。
在于1635年为项元汴写下的一篇墓志铭中，时年八十一岁的董其昌回忆了与项家父子的这段交往。
他说，因为与项德纯的朋友关系，项元汴对他也很是看顾，情分上几同师徒一般。
项元汴经常与他说起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一一列举，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三十岁——这一年董其昌二十岁，项元汴五十岁——却趣味相投，都有相见恨晚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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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画禅室随笔》那则学艺笔记中，董其昌提到的二十五岁那年在南京看到的《官奴帖》，一名《玉润帖》[72]，此帖为右军晚年名笔，字体大小一如《兰亭》，摹写在唐朝的冷金笺上，这种黄色的厚宣纸坚实挺括，摸之窣窣有声。
董其昌说自己不久前刚受过天籁阁藏品的洗礼，又在一个特殊的机缘下看到这本《官奴帖》，此后，整整三年他都没有握笔，而是经常埋头想一些问题，待到想通了，自己的书艺已陡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董其昌日后追踪过《官奴帖》去向，此帖先是归于王世贞，但后来他向王世贞的儿子王士骐打听时，说是已经转赠东阁大学士许国了。
许国，正是董其昌的座师，但在董其昌记述此帖经历时，这位大学士已去世多年了。
董其昌《自诰身帖》（局部）
一直到1589年考中进士去北京翰林院任职前，董其昌都是嘉兴项家的常客。
那时项元汴已入老境，几个子侄也已成年，项家人对他的看画要求总是尽量予以满足。
就在这几年间，好学不倦的董已把天籁阁所藏历代名画“索观殆尽”
，被历代书家视为神物的王献之《洛神赋》唐人摹本，他就是在天籁阁读到并细加临摹。
1582年，董其昌在项元汴处观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同年他还见到了天籁阁秘不示人的《女史箴图》），对之一直念念不忘。
项元汴去世十二年后，万历三十年（1602）冬天，董其昌从项德明那里终于获赠此图。
[73]在这之前，项家后人向他求文、求画，求鉴赏古物，每次都有可观的字画馈赠。
董其昌任职翰林院编修并充任太子讲官的时间并不很长，这个政治嗅觉敏锐的艺术家一旦发现朝局有风吹草动的迹象，就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松江老家。
嗣后，吏部还数次提名他担任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河南参政等官职，但他都找借口没有上任。
大约是在京城的时候，董其昌就开始发力梳理早期画史，并推崇“南宗”
为文人画的正宗，退隐江南后，带着这些艺术史的新问题他又一次次地和朋友陈继儒等人一起造访嘉兴。
年轻时初入项家，他不过是一个与主人交情深厚的塾师，此时赋闲京官加书画名家的双重身份，已使他的社会地位迥异往昔。
而到了晚年，随着其名望上升到海内罕匹的地步，他权威性的到访已成为嘉禾城的公共文化事件，让鉴赏界人士奔走相告。
项元汴的侄孙项鼎铉的《呼桓日记》记载了董其昌到嘉兴的多次到访，每一次聚会，嘉兴周边的画家、鉴赏家以及项家后人都悉数到场。
但奇怪的是，此时还赋闲在家的李日华，住在距项家不过数里的甪里，却一次也没有参与过接待董其昌的这类活动。
董其昌到嘉兴声势最大的一次是在1612年初夏，据主人项鼎铉日记中记载，这一天下着大雨，但丝毫没有妨碍接到通知的姚叔祥、郁伯承等地方名流准时到来，项家出面接待的还有项鼎铉的堂弟项于蕃等人。
董其昌这次主要是来看王羲之、王荟、王献之共撰的《万岁通天帖》唐摹本，还有米芾的法书《云山卷》。
董其昌看了王氏法书唐摹本，满怀欣喜地说“云花满眼，奕奕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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