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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后的处理结果看，虽然负责全省学政的学台与地方官员有过激烈争论，但最后官方还是基本采信了董其昌的意见。
负责调查此事的地方官如是向朝廷申报：“因传奇小说与生员范启宋父子争怨，各抱不平，遂开衅端。
二姓越数百里赴职投状，而事外之人，辄从中鼓煽，构此奇变，狂生发难，恶少横起，董氏主仆之住房，一夕成烬。”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以宁遍访乡绅孝廉及诸父老，得出的结论是幕后指使确有其人，严令松江府学严惩肇事的生员，以正纲纪。
王以宁在答复松江士大夫二十八人、孝廉五十一人公开信时说，自己与董其昌没有任何私交，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申明朝廷三尺之法，杜绝东南士人带头骚乱的不良风气。
在王以宁这样的在任大员的有力支持下，此案拖了半年后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结论是“诸生一时过信启宋之词，以耳伺耳，以目伺目，愤激成仇，扬袂而起，五学若狂，秽词加遗，骋一时之意气，忘当机之隐祸，宜其有今日耳”
。
最后做出的判决如下：除将直接参加烧抢董家的一干流氓王升、董元、金留、曹辰等定为死罪论斩外，松江府华亭县儒学生员有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单受杖惩。
范启宋父死非命，门庭被辱，与被告家人情俱可原，不予处分。
董的家人陈明尽管被乱民烧光了房屋，官府仍然对其“随行拘责监候”
，董其昌本人对家奴的恶行因不知情，免于追究。
无名氏的《民抄董宦事实》记录下了这份受到惩处的生员名单：
郁伯绅，翁元升，张复本，姚瑞徵，沈国光，李澹，李扬誉，陆石麟，冯大辰，姚麟祚，马或，丁宣，方小一……
董其昌与他家乡的读书人的梁子是结下了。
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他当然是不满意的，但也只能故作高姿态，要求当局“宽待生民”
。
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事后忧心忡忡地评论说：董氏在乡里即使有什么不法，也应该按照法律程序来解决才对，怎么会闹到举家百口差点儿全被一把火给烧死？今三吴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恐怕东南之变，将在旦夕。
当董其昌在1616年春天被一把火烧得焦头烂额之际，相去华亭不远的嘉兴，李日华却“终日在花香鸟语间”
，依然过着读书、赏画的闲散生活。
三月十三日是他五十初度，熟知他性情的儿子肇亨早早就给他备下了一只酒舫，这一天他和一干旧友就在船上饮酒，船过一株海棠树下，虽有落红拥树，而枝头茵红不减。
再有刚上市的新茶要烹，朋友带来的杨铁崖的手书、沈石田的山水长卷要品鉴，实在是忙得不亦乐乎。
他好像一点也不知道，百余里之外的一把大火，烧掉了一位大师的居所，此人此刻正被仇恨的火苗烧灼着惶惶如丧家之犬。
而他依旧好整以暇地在这月中旬出门进行了两次短途旅行。
先是十七日在朋友陪同下去苏州，在热闹的阊门一带登岸后，访友、焙茶、赏画，购买瓷器和小件家具若干，勾留四日后回家，用带来的上好泉水泡新茗，似乎旅途的疲劳也烟消云散了。
归家次日，好友徐润卿来访，一起赏看王复元的一卷诗稿，似乎也没说起华亭那边的事。
他自己说，上了年纪后眼睛不太好使了，听从医嘱，不能饮酒，不能看书，也不见客，日子寡淡得很，只好在细雨的午后一个人坐在美荫轩里，听外面的春鸟千啭百弄，要么就让儿子把家藏的一把宋琴取出来，放在书案上自娱一番。
但到了月底，眼疾稍有好转，他就坐自家的“雪舫”
往杭州跑了。
这次在杭州足足逗留了二十余日，到下月二十三日才回，见的基本上是同年、故旧、僧人，住的还是以前到杭州必到的昭庆寺，而且还是同一间客房，云山房。
他事无巨细地记下了在净慈寺与住持僧人一起以茭笋佐饮剧谈山中往事的经过，记下了冒雨前去拜访当年开封府同人（现已是省级高官）的经过，甚至买到一缶龙井茶、两缶天目山精茶的流水账也记了下来，但对近日江南士林盛传的董家被烧一事依然不置一言，就好像这一哄传江南的事件，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
《味水轩日记》里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看不到松江府华亭县，看不到董其昌，李日华刻意的沉默显得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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