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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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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起盛传一时的风化案中，时人对屠隆多抱同情态度，对那个挟私构陷的俞显卿，则大多视之为反复无常的小人。
据屠隆自称，他与俞显卿一起被逐出京城的这天，午门下挤满了围观的人群，连那些缇骑都对俞切齿痛骂，打在此人身上的板子比落在自己身上的要多得多。
但此案无关政局博弈，不过牵涉两个下层文官的恩怨，来京城才一年多（准确地说是一年零两个月）的屠隆又没什么根基，终于也没有人为他奏章鸣冤。
两个当事人，俞显卿不顾牌路，暗箭伤人，最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自是小人遭报，屠隆被他捏住道德上的软肋，自然也是百口莫辩。
要知道，本朝太祖起于草莽，视法度为无物，近两百年来对文官阶层的钳制，靠的就不是法律的谨严而是道德标准，一个官员，只要被人踩住了私德的影子，他在政坛上基本上也就玩完了。
查屠隆在青浦知县任上的五年间，他与俞显卿一开始并不是水火不相容。
万历八年（1580）屠知县带头捐款倡议修建两陆祠（为纪念西晋时当地的两个辞赋作家陆机和陆云而建），作为地方缙绅的俞主动捐田土作祠基，博得了屠隆好感，嘉许他为“好义有志者”
，并亲笔写入了祠堂的碑记，勒石以铭。
然而短短几年，两人关系为什么会陷入如此僵局？屠隆说的“宿憾”
又是缘何引发呢？屠隆说，随着交往的深入，他发现俞显卿此人的道德品藻大有问题，两人关系恶化的原因，一是俞“暴横把持，乡间切齿”
，自己曾以法裁之，二是“诗文相忌，积成仇恨”
。
[92]因先前有过这些过节，这个睚眦必报的小人一直在伺机报复，刚入京没多久，他就被此人给盯上了，“仇人欲甘心不佞之日久，自某之入京，日夜侦不佞行事”
[93]。
屠隆还说，俞显卿初任刑部主事，就构陷本部尚书潘季驯，排挤同僚，风波百出，搞得同僚都畏之如蛇蝎，自己不过是看不下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哪晓得传入俞的耳中，把他的仇恨之火扇得更旺了呢？
然而上海当地的官方史志提供的一份材料所描述的俞显卿完全是另一副面目。
在刊刻于1871年的这本县志里[94]，削职回乡的俞被描绘成了著述等身的学问家、一个道德苦行主义者，“杜门清修，敦尚孝友”
，父母去世无钱下葬，他出卖园子为他们觅得一块墓地，严格按照守丧的礼仪蔬食三年。
俞显卿身居穷巷陋门，还花了数年工夫完成了同乡一个老儒生的嘱托，帮助此人在身后补订一部诗歌评论集，想尽办法为之募资刊刻。
一个叫李绍文的本地作家在一本叫《云间杂识》的笔记里披露了俞显卿五十四岁那年神秘的死亡。
俞晚年一直为无子所苦，一个方士告诉他，以巨龟肠和药，可生子，于是遍求巨龟。
有人将常州市肆一户人家养的一只巨龟偷来，重金卖给俞，此龟大如磨盘，能解人意，饮食喝水，呼之立至，俞得之大喜，交给方士刳肠和药。
李绍文说，俞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黑衣人来索他命，但求子心切的俞根本没当一回事。
第二天，方士的药做成了，俞一勺入口，随即身亡，不数日，方士也患恶疾死去。
既然俞显卿是一勺入口即死，李绍文又怎知俞做过那个有关黑衣人的梦呢？可见也是劈空结撰，道听途说而已。
万历十二年（1584）的这桩劾案，让人心之叵测和世态之险恶在屠隆心中无比放大，也让他一辈子生活在道德阴影中不可自拔。
他曾在一封写给友人的信中这般描述1584年冬天那次不光彩的铩羽南归：“竟以仇人侧目，张机设阱，蕴毒既久，一发中人，毛羽摧残，声名扇败，窜逐归来。”
[95]一窜一逐，其狼狈可知。
据说当他罢职回浙江老家途中，途经无锡时，有个朋友买了几百亩地劝他移居，但此时的屠隆郁闷难舒，既羞且愤，又因母亲念家心切，就谢绝了朋友好意。
路经青浦县，又有当地百姓主动集资为之购买良田百顷，请前县令在青浦安家，屠隆心有所动，但这回夫人杨柔卿坚决反对，迭声质问他，你一个丢了官的人，再来这里混吃混喝，把晚节丢哪里去了呢？（“罢官而卒食其土，其晚节何？”
）与当地朋友喝了三日酒，他只得怏怏告归。
他赌气地说，士可杀不可辱，就是饿死也不能食“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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