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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其实盛先生也没“错”
，他只是没有说明他关注和讨论的到底是历史还是历史学，而这两者的差别实已大到不可不说明的程度了。
据盛先生括号中的话看，他真正意之所指，大约是历史学。
但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严格的历史学恰最不讲究对与错这样的价值判断。
史学学人一般将价值的判断留给研究价值的专家，而自己只作史学范围内的学术判断。
用西人的话说，史学讲究的是几个hen（何时）、where（何处）、what（何事或什么）、why（为何）以及how（何以或怎样）。
盛先生在讨论经济学“怎样（how）”
挑战历史时，没有事先界定他挑战的是“什么（what）”
历史，这也许对经济学无关紧要，却不甚符合史学的“一般假定”
（假如有的话）。
换言之，历史学追求的是“客观”
（是否能客观又是一事），而不是对错。
在史学领域里，最忌先作判断，然后去读史料找史料以证明之。
因为但有先入之见，便易被误导。
胡适在1932年与人讨论历史研究时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
。
[2]盛先生在说“西方主流文化‘编造’的历史”
时，其实已经做出了判断：“编造”
者，有意作伪也。
既然作伪，其“错”
自不待言。
对盛先生这样肯花时间读历史书的经济学人，个人非常赞赏。
但赞赏之余，也有点怀疑盛先生读了多少“西方主流文化编造的历史”
，因为他文章中举例所及，凡非历史书，似乎多是西人所出，恰恰他提到的两本史学著作，倒像是华人的作品（盛先生没有写出作者姓名）。
现在西人自己也在大肆讨论“文化霸权”
，史学中这一倾向无疑存在，有时还颇严重。
但西人在讲究学术戒律方面，至少比我们今天的史学界更严格。
个人读到的西方史学著作（在主流文化中而不在主流史学中的普及读物当别论），虽然多少都有些偏见，但大致均为其“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
（史家陈寅恪语）影响所致，极少见到有意“编造”
者。
那么，问题出在“何处”
（where）呢？盛先生相信，大多数三四十岁且与他“有着相近的有关历史和世界的知识结构的人，都会持有这种看法”
。
所以，问题实际上不在历史或一般的史学，而在于某种特定“知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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