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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特定“历史”
。
其实，如果盛先生读史的随机性不那么强或范围稍宽，则他根据经济学原理读出的有关历史的几点收获，已为史学论著言及，至少就可以在全不涉及经济学的拙作之中找到。
这样自己打广告，即胡适爱说的“戏台里喝彩”
，还要请读者原谅。
从“学族主义”
的立场言，盛先生的“挑战”
使史学学人不能不做出反应，既反应则不能不举例，在讲究“文责自负”
的今天，虽然许多内容是别人的论著讲得更好，通常还是说自己的比较稳当。
比如，中西“殖民”
概念（实质上就是中西文化对异族异国的基本方略）的不同；中国人本不以成败论英雄，西潮冲击后始改变观念；以及在尚让不争层面，按西方标准，近代中国人比西方更现代化等观点，都是盛先生用经济学手法“剖析”
出的“新”
见解。
实际上，这些问题中国史学界在二三十年代就讨论过，也提出过与盛先生见解相似的观念（但与盛先生一样不很系统）。
个人从1993年以来，也在有关文章书籍中多次比较详细地讨论过这些问题。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经济学人盛先生读史到全无遗漏的程度，因此，我很愿意在这里简要地重复一些我曾论证过的基本观点，希望能够说明：盛先生用经济学理论“发现”
的“历史”
，先已在不涉及经济学方法的史学研究中存在；如果要讲究对与错且假设盛先生的观点是“对”
的，史学也就不可能是“错”
的。
我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是这样的：
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也有自我文化优越感，两千多年中国人讲究的夷夏之辨，正是建立在文野之分的基础上。
但中国传统行为准则的一个要点即《礼记》所谓“礼闻来学，不闻往教”
。
要别人先表示了“向学”
的愿望且肯拜师，然后才鼓励教诲之。
主动向人输出知识，即是“好为人师”
，这样的行为是不被提倡的。
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中外关系。
中国儒生对非华夏文化的“夷狄”
，主要是采取“修文德以来之”
的方式。
若“夷狄”
本身无“变夏”
的愿望，中国儒生一般并不觉得有努力使其“变夏”
的责任感，更不用说使命感了。
反之，处于中西文化之争前沿的西方传教士的最终目的是在精神上征服全世界，故对于异教徒始终有传播福音以使其皈依基督教的强烈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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