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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传教士的确宁愿采取说服的方式，但当中国人不接受说服时，他们中许多人也支持强制的手段。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对中国是采取了一种“凡可能说服时皆说服，不得已则强制”
的方略（这当然只是一种日后的理想型诠释模式，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事先就预定有这样清楚的谋略）。
因此，是否主动（并且不惜使用强制手段）输出自己的“优越”
文化，是中西之间的一个根本差异。
一般而言，传教士虽然以征服为目的，其出发点通常是善意的。
大多数传教士的确相信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对中国有好处。
当其采用和平的说服方式时，这种善意就容易体现出来，也就可能缓解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抵触。
正如胡适在1926年对英国人所说：“中国人不能在胁迫下接受一个与其信念相左的新文明。
必须有一个说服的过程。”
[3]胡适自己是提倡或赞同某种程度的西化的，但他却不能接受压服。
反过来看，和平的说服有时确能造成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输入的主动配合（尽管双方的动机和目的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可以说，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4]之所以远比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更成功，正是因为传教士不完全认同于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体系。
而且其成功的程度基本上与其疏离于炮舰和条约的程度成正比。
而传教士之所以能不顾基督教反暴力的基本准则而在中国认同于炮舰政策，主要的原因有三：一是其最终目的是精神征服；二是其西方文化优越观的支持；三是其对欧洲中世纪尚武精神的无意识传承。
由于目的是征服，迈出从说服不成到直接支持用武这一步并不太难。
而以反暴力为宗旨的基督徒之所以能公开支持使用武力而不觉于心不安，其心理依据即在他们坚持欧洲文化优越观。
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对“劣等”
民族实施不同的准则而不觉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念。
这正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心态。
[5]这就是章太炎指出的：这些“始创自由平等于己国之人，即实施最不自由平等于他国之人”
。
[6]来华外国人中最和平的一部分的传教士的尚武言行，既支持了中国人视西方为“夷狄”
的认知（传统中国观念认为“夷狄”
性如犬羊，其一个特征就是好争斗），也透露出传教士无意识中传承了西方中世纪的尚武心态。
[7]在尚文轻武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士人的心态恐怕比一些传教士更接近近代西方，以西方的标准看，也就是比传教士更加现代化。
这一点尊西的胡适、周作人都曾言及。
具有诡论意义的是，到19世纪晚期，传教士在接触了更多尚文轻武的中国文化后，已逐渐走出中世纪余荫而变得更现代化，也就是更趋于采取和平手段；而此时受西潮影响的中国士人恰经历了相反的转变，在吸收了较多的西方意识、包括前近代的尚武意识后，他们越来越返向前近代的征战精神，逐渐得出中西文化竞争最终是一场“学战”
的观念（这是进步还是退步端视以什么为标准）。
这样一种重力尚争的倾向已为严复版进化论的风行准备了语境，到严复译述《天演论》并化约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
的简单公式时，许多中国士人很快被说服就不足为奇了。
甲午兵战失败，士人纷纷寻因。
《天演论》一出，简明而系统化，人皆以为言其所欲言。
一旦胜者是因为其文化优越这样一种观念在士人心中树立起来，失败者的传统自然像粉一般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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