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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屡被战败，则其文化必然低劣。
中国人以前是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历史上两个从人变成神的关羽和岳飞以及一个半人半神的诸葛亮都不算是成功者。
如今则承认败即是劣，可知其价值观念已完全转到西方一边了。
此时“西方”
即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既定组成部分。
这一权势虽然不如不平等条约那样明显，但以对中国人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其影响的深远恐怕还在不平等条约之上。
从民初到今天，都有人将西潮冲击的产物误读作中国的传统。
上面简述的拙见都已在不同的文章书籍中发表，这样看来，盛洪先生依据经济学原理读出的历史新见，其实是史学界既存的观点。
故他所说的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曾挑战历史学，他不过是读“错”
了历史书。
但这个责任当然在写书的史学学人而非盛先生，历史学人有意无意间写出数量不少的导人得出对史学认识“错误”
的论著是毋庸讳言的。
盛先生读“错”
了历史书这个现象的确提示着史学的悲哀。
这样一种史学内部的自我毁损，对史学的负面影响远超过“向钱看”
的商业大潮和其他方面的什么干扰对学术的冲击。
如果从一种“学族主义”
的立场看，它们至少影响了整个历史学在经济学面前的失格。
由于责任显然在写历史书的学人，在这一点上，经济学者盛洪先生的确“挑战”
了每一个史学学人。
这就涉及最近讨论得热烈的学术规范的问题了。
今日史学界最重要的任务，恐怕就是再次强调史学的学术戒律。
例如，近年史学界转引史料而不注明已有成风的趋势，以至于《近代史研究》最近不得不专门刊出一“敬告作者”
说：“近来发现有的来稿引用史料错漏不少，数十字的引文，错漏竟达七八处之多。
有的甚至连注释也每每有误，依其所注往往查不到相应的引文。”
这样的“史料”
，可以断定必为转引，且很可能是第三四手的转引。
要纠正这个趋势，很大程度上仍靠学术界与学者敬业的态度。
《近代史研究》的告示就是一个敬业的象征。
广而言之，整个学术界的同行心目中需要有一个虽不一定可明言，但大致能会意的共同学术标准（能够量化的所谓学术规范及在此基础上的学术批评，虽然是必须，还只是低一级的要求）。
作为学人自己，则当如孔子所说，应“修辞立其诚”
，同时要增强自律（self-sorship）之心。
盖知自律而后敬业，敬业而后自尊，而后少“偏见”
，然后可在讲求学术戒律的基础上把握立说尺度。
这在很大程度上当然取决于治史者的学养，但仍可以而且必须落实在实证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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