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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人是不必等到魏晋时期才开始“觉醒”
的。
但是魏晋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士大夫阶层在生活方式和言说方面也有新的表现，诸如不再把“美刺”
或“润色鸿业”
作为诗文的基本功能，而是把个人情趣作为文以及其他艺术门类表现的主要内容、常常感叹生命的无常与人生的短暂、服食养生成为普遍风气、重视个人的容貌与风度举止、酷爱自然景物、以游山玩水为时尚、重视个性的表现与张扬，等等。
应该如何看待此类现象呢？在我看来，标举诸如“生命的觉醒”
“人的觉醒”
“人性的解放”
之类空洞的口号，不如拈出“趣味”
二字来得贴切实在。
是士大夫阶层“趣味”
的变化导致了上述一系列变化。
魏晋南北朝士大夫在各方面的表现之所以迥异于汉代士大夫，根本上就在于这“趣味”
的变化，具体说就是“文人趣味”
出现了。
盖两汉之时，作为知识人，士大夫阶层也同样具有个性化的审美趣味，只不过在彼时的语境中，人们更重视经学话语或道德评价，故而纯粹的审美评价被边缘化了。
魏晋南北朝之时，士大夫也有集体性的政治与道德诉求，只是在此时的语境中，人们更重视玄远抽象的谈论与个性化行为举止，故而政治与道德诉求就显得不那么突出了。
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喜欢在道德人格上自我砥砺、自我提升，还是喜欢任性逍遥、游戏人生，在我看来并无高下之分，更谈不上什么“蒙昧”
与“觉醒”
。
从某种意义上把魏晋士大夫的行为视为一种堕落亦未尝不可——向前与孟子“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大丈夫精神比一比，向后与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人格理想比一比，六朝人物那点逍遥与自在就不见得有多么了不起了。
总之，狂放自得也罢，砥砺名节也罢，都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分内”
之事，都是他们可能扮演的角色，与西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
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解放”
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内涵，不是一码事，不可随意比附。
事实上，张扬个性在东汉中后期的士林之中已然蔚为风尚，而对文章辞赋的鉴赏性批评，也从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这些恐怕都不是“人的觉醒”
而是“文人趣味”
之结果。
这就是说，从文人士大夫“趣味”
演变的角度来解释“文学的自觉”
现象，应该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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