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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通过重新解读经典，将儒家之道具体化为经世致用之术。
同样，他在文章观念上也是以政治作用为核心的。
请看他对“文”
的解释：“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
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
（《与祖择之书》）又云：“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诫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
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上人书》）这样，王安石就将“治教政令”
看成是为文之本，而将辞彩技巧看作为文之末，在有补于“治教政令”
的前提下，亦须讲求一点辞彩技巧。
于是，儒家之道和文章之学都在“治教政令”
这里被融为一体了。
这便是经术派的文学观。
（三）文章派的价值追求
经术派重于“治教政令”
而不废于文，文章派则重于文而不废经世致用。
经术派可溯源于宋初三先生的救世意识，文章派则始于柳开、王禹偁以及三先生之古文主张。
柳开是宋初古文理论的最早提倡者，他自觉以承续韩柳古文传统为己任。
其论古文之义云：“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诵读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
（《河东先生集·应责》）此即谓，要有古人的思想境界，然后根据所要表达的内容发而为文，就自然而为古文。
又云：“文取于古，则实而有华；文取于今，则华而无实。
实有其华，则曰经纬之文也，政在其中矣；华无其实，则非经纬之文也，政亡其中矣。”
（《答臧丙第二书》）这就是说，古文即有华有实并具有裨补政事之功用的文章。
王禹偁也是一位古文倡导者，他对古文的要求有二：内容上“传道而明心”
，形式上易道而易晓。
其云：“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既不得已而为之，又欲乎句之难道邪？又欲乎义之难晓邪？”
（《答张扶书》）柳、王二人之论均针对宋初文坛不良倾向而发，其主旨一方面乃欲令文章成为宣传儒家学说的工具，另一方面则要在文章风格上发扬韩柳传统。
这种价值追求后来成为文章派的基本主张。
欧阳修在文学观念上承继了柳、王及宋初三先生的主张并通过政治手段和文章实践使古文复兴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
在文章实践方面，欧阳修学习韩柳古文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给文坛以极大影响。
《神宗旧史·欧阳修传》云：“时韩愈文，人尚未知读也。
修始年十五六，于邻家壁角破簏中得本学之。
后独能摆弃时俗故步，与刘向、班固、韩愈、柳宗元争驰逐。
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
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
一时文章大变，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
（《欧阳文忠公集》附录）由此可知，在文章上真正为宋代士人树立楷模的是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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