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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手段方面，他是借助于知贡举的权力，借科举的影响力来改革文风的。
《宋史·欧阳修传》云：“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
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
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太学体”
是宋初柳、王及“三先生”
倡导古文之后出现的一种文体，可以说是学古而不化的产物。
欧阳修借知贡举的地位矫正这种不良文风，遂将古文导向正途。
在文学主张上欧阳修持文与道并重的观点，这与他以前的古文倡导者重道轻文的倾向有所不同。
其云：“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
此其所以至之鲜也。
昔孔子老而归鲁，六经之作，数年之顷尔，然读易者如无春秋，读书者如无诗，何其用功少而至于至也！
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答吴充秀才书》）这显然是讲“道”
乃为文之根本，作文须从体道处入手。
这似乎仍有重道轻文的色彩。
其实不然，他虽以“道”
为根本，但所讲的却是“文至”
的道理，在这里，“道”
成了达于“文至”
的手段了。
因此他又说：“某闻传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
（《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如此，则“道胜文至”
与“事信言文”
可视为欧阳修文学主张之基本准则。
在这里“道”
与“事”
固然处于重要位置，但“文”
却也同样受到足够重视。
文章派的代表人物是“三苏”
。
在古文理论的演变过程中，如果说宋初诸家是重道轻文，欧阳修是道文并重，那么在“三苏”
这里则演化为重文而轻道了。
苏洵云：“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
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
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
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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