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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由此可知他读孔、孟、韩诸人之书并非体悟圣人之道，而是揣摩做文章的方法。
这是文章派不同于经术派与道学派的根本之点。
苏轼论文云：“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
又曰：‘辞达而已矣’。
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
而况能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
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答谢民师书》）在这里苏轼将“辞达”
视为文章最高标准，而所“达”
者“意”
，则与他前面那些以“明道”
为文章根本目的的古文理论有了根本的区别。
这意味着，他不再仅仅将文章看作是承担儒学思想的工具，而是将其作为目的本身来加以讨论了。
所以他又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
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南行前集〉序》）此即言，其为文乃心灵之自然呈露，心有所感，不得不发。
这既不同于雕章琢句、讲求声偶的晚唐五代之文，也不同于处处恪守明道之旨、致用之意的古文。
这是文章派的基本价值追求。
（四）道学家的文学观念
北宋士人文化的代表人物几乎人人以继承和弘扬儒学为己任。
但真正把儒学推至一个新高度的，却只有道学家。
道学又称理学（也包括南宋时的心学）是儒家原有的心性之学在吸收道家与佛禅思想因素之后所形成的一种本体论哲学体系，其核心是通过建构一个形上价值之域来引导、规范包括君权在内的社会现实。
唐代中叶韩愈、李翱等人曾掀起一个儒学复兴运动，但由于他们缺乏理论上的建设，故很快便消沉下去。
宋初三先生承韩李余续，大声疾呼，宣传道统，但同样由于没有理论上的新范畴、新体系，因而亦无法完成儒学复兴任务。
直到“北宋五子”
出来之后，儒学才真正大盛于世。
道学以“道”
或“天理”
为核心范畴，建立起一套融贯自然宇宙、社会人生、个体心性的形上价值体系。
道学家们是要为整个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确立普遍法则。
由于他们目光宏远、立意极高，故而对于经世之术、文章之学均心存轻视，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十分消极的文学价值观。
这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文以载道”
的工具主义文学观。
道学创始者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
噫，弊也久矣！”
（《通书·文辞》）这就是说，文辞仅因道德而获得价值，如不务道德而仅以文辞为事，则流为毫不足道的“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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