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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这与“三苏”
的观点显然大异其趣。
其二，“作文害道”
的文学否定论。
周敦颐虽然轻视文辞，但毕竟承认文章有载道之功。
在二程这里，更提出了“作文害道”
之说。
程颐在回答“作文害道否”
的问题时说：“害也。
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
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
（《二程语录》卷十一）程颐此论有两点应予注意：一是他反对为文并不是因为其无补于事，而是因为它能限制人的心灵使之不能提高到“与天地同其大”
的境界。
换言之，为文有害于人格的自我提升。
这是只有道学家方能提出的见解。
二是他所轻视的是文学的审美价值，认为审美价值与人的道德价值是不能相容的，这是道学家轻视文学的根本所在。
其三，“有德者必有言”
的文章自成说。
二程以为作文害道，这是指专意于章句文辞而言，对于文的存在及其价值，他们毕竟难以彻底否定，于是他们又重新提出“有德者必有言”
这一儒家传统观点。
程明道说：“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
孔子兼之，盖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也。
故言则成文，动则成章。”
（《二程遗书》卷二十五）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与苏轼的“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
相近，都是讲文章不经意而成的意思。
其实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盖二程以修身进德为入手功夫，其所谓文乃是指入格境界的自然外显；三苏所谓“有所不能自已”
者则指主体心理感受，即所谓“意”
，其所谓文乃是各种情感意念的自然流露。
二者均讲文章自成，但“自成”
的却不是同一个东西。
总观北宋士人的文章观念大体不出经术派、文章派、道学派三大系统。
这三派均以晚唐五代及宋初之浮艳华靡文风为反拨对象，但各自在价值取向上却又大异其趣。
这一方面反映了北宋文化学术的活跃与发达。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士人阶层在匡正时弊上所采取的不同路线与文化策略。
那么，这三派的异同包含了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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