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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其中“文章之学”
自是指“三苏”
为首的文章派；“训诂之学”
则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
；“儒者之学”
乃指道学而言。
在道学家看来，前二者均不足取，惟道学一派乃为正途。
由此可知，道学家之轻视文学实因其志向过于高远、责任过于重大，根本无暇顾及陶情冶性的文章辞赋之类的缘故。
文章派中的代表人物也同样是积极进取、关心世事的救世主义者。
但与经术家的以政治改革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不同，也与道学家以弘扬儒家之道为唯一价值追求不同，文章派在文化观念上持灵活通达的态度。
一方面，他们也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如苏洵即曾提出文章“四用”
之说；苏轼亦称赞他人的文章云：“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
（《凫绎先生诗集叙》）这都说明文章派并不否认文章应有救世匡俗之功。
他们也与经术派、道学派一样，对于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痛加贬斥。
但是，与经术派将文章视为政治的工具、道学派将文章视为载道的工具不同，文章派并不主张工具主义文学观。
他们对文学的态度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述意达辞之说，也就是把文学当作心灵的自然呈现。
苏轼云：“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
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文说》）这也就是在诗论中所说的“天成”
“自得”
之义。
这样一来，文章派的文学观念中就存在着一个矛盾：既要求文章有救世之用，又要求文章舒泄个人情感、自然天成。
前者是社会价值，后者是个体价值。
这种文学观念中的价值冲突实际上反映了文章派基本人生观中的固有矛盾。
他们既有传统士人的救世意识，又不愿意让这种意识统摄自己整个精神生活。
因此，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文章派也均为积极进取的入世者，而在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中，他们又往往追求一种心灵的自由与超越，文章对于他们来说既是救世济民的工具，也是完成个体心灵自我拯救、自我提升的方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文章派较之经术派、道学派更看重文学的审美价值。
（二）对“道”
的理解不同
经术、道学、文章三派都提倡“道”
，但他们各自对“道”
的理解却是大相径庭。
经术派讲得十分明确，其所谓“道”
即指“治教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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