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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了价值意义，它不仅是天地万物得以生成的自然本原，而且是人世间仁义道德的价值本原。
人的行为合乎了自然之道，也就符合了人伦规范。
从思想渊源来看，道学家的这种观点是从《中庸》和《易传》而来。
在《中庸》和《易传》中，儒家学者第一次借助道家的形上观念改造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将“诚”
“仁义道德”
这些关于人的价值范畴提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
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
以及“不诚无物”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都反映了这一点。
只是到了宋儒这里，这一易庸精神被大大加强了，在理论逻辑上也更加细密圆融。
道家学所言之“道”
在哲学本体论上自然可以说是唯心主义的心造幻影。
但从价值论角度，或者说从士人阶层对君权和社会采取的文化制衡策略的角度看，这种道论却有着重要意义。
这个“道”
高于君权，或者说比君权更具有神圣性，而对它的解释权却操在士人手中。
这样，这无形之“道”
也就变为一种超现实力量，士人们依靠它来对君权实施种种限制、规范和引导。
就这个意义上说，道学派虽然口言玄虚之理，似乎是两晋的清谈家。
而实际上他们却较之那整天侈谈“治教政令”
的经术派更富于主体精神及历史使命感。
经术派最出色的表现——“庆历新政”
与王安石变法，如昙花一现便烟消云散了，对封建社会几乎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影响。
而道学家所弘扬的儒家精神，作为一种有效制衡策略，却对封建统治者产生了明显的制约作用。
文章派对于“道”
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苏轼说：“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能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
何谓致……莫之求而自至，斯以为致也欤！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
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
夫没者岂苟然哉！
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
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
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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