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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由于社会乌托邦精神是士人心中难以消解的“情结”
，故而宋明儒者虽努力经营着心灵自救之术，但在理论上却总是要贴上救世的标签。
他们以为，上至君主，下至百姓，人人格物致知、穷理尽性，人人做君于圣贤，那么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于是他们的心灵自救之术便成了救世良药。
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作为权力的持有者，帝王们是无须自救的；作为对大道“日用而不知”
的平民百姓也不关心什么心灵的解脱、人格的自足。
心灵自救仅仅是处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承担着文化的士人阶层所独有的心理需求。
他们想把自身的价值准则推行于社会，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这也正是“内圣”
难以开出“外王”
的根本原因。
由于这一原因，在宋明儒者那里，起初还有内外之分、物我之别，后来渐渐都回归内心之中了。
陆王心学正是这一同归的产物。
明中叶以后阳明心学取代程朱理学而大行于世，从历史和儒家学理逻辑两个方面看都有其必然性。
陆象山倡“易简”
之学，实质是放弃对外在之人伦物理的关怀，只在内在心性上用功夫。
故而朱熹讥之为“禅”
。
象山尝言“收拾精神、自做主宰”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象山语录》）。
阳明更云：“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传习录》上）这样，陆王就将心提升到了宇宙本体的高度。
这种观点的产生可以理解为士人主体精神的膨胀，或者说是士人心灵自救意识最充分的凸现。
士人欲救世而不可得，只好转向内心；其欲求心灵之自由无碍，只有赋予心体以最高价值本原的崇高地位。
消解外在刺激与压迫的最佳办法，莫过于心灵的自我扩张了。
以心为万物本根，实质上就解构了君权至上的合理性，也就为自身的主体精神找到了理论依据。
但陆王毕竟尚有所顾忌，不敢将心理解为自由意志，而是将它限制于道德意识范围之内，象山以“仁义”
释“本心”
，阳明以“良知”
为心之本体，这都是从思孟至程朱以先验道德意识为自救基础的理路。
但陆王既然将心至于形上本体的高度，其理论的逻辑展开必然会反噬其理论前提。
到了泰州学派和李贽那里，儒家的心性之学终于突破了儒家原有价值观念系统，从而获得了某种新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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