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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内的商品交易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在市场管理员的监督和管理下进行，产品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商业欺骗和产品的弄虚作假是绝对禁止的。
在交易过程中，“在市场上贩卖各种商品的人不可以提出两种价格……也不能在一天之内任意提高或降低价格，不允许对所卖的商品用发誓来加以赞扬”
。
为此，市场管理员和法律的护卫者应该制定出一个详细的法律条文，张贴在市场上，使所有参与买卖的人一目了然[79]。
再次，严格禁止以营利为目的的零售贸易。
“在这种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商业活动中的以赚钱为目的的零售贸易在整个地区或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禁止存在。”
[80]那么，为什么柏拉图一方面承认零售商业在社会分工和人民经济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在其《理想国》中也为零售商人留下了一席之地，但另一方面在这里却要明文禁止呢？他继而指出，原因就在于零售商人往往会受到贪欲的驱使而见利忘义，去损害他人的利益，他们“一旦有了需求，就毫无限制地获取，当他们能够得到一定数量的钱财，他们便选择无限地谋求”
[81]。
所以，零售贸易必须严格禁止，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要越少越好。
接着他再次重申了在护卫者阶层中严格禁止经商的规定，“从事零售商业的人必须是定居的外国人或陌生人”
。
对法律上允许保留的零售贸易，法律的护卫者要进行全面和严格的监管，其中包括公布收支情况，使之得到一份恰当的利益[82]。
最后，既然以贱买贵卖为特征的零售商业都受到这样的谴责和管制，那么以钱生息的高利贷就更是罪大恶极了。
“城市中不得有金银存在，也没有通过粗俗的职业获得的高额利润、高利贷以及其他类型的可耻的增值。”
因此，“不得把钱给他不信任的人，禁止有利息的借贷。
一个得到一笔借贷的人被允许连本带息地拒绝偿还”
[83]。
这样，作为商业活动的最高发展形式的金融业被彻底地赶出了这个“理想国”
。
在对工商“末”
业的认识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有着大体相同的看法和倾向，有所不同的是，除了营利性质的工商业活动对人的道德品质上的腐蚀作用这一伦理上的批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从经济的角度对这种认识进行了分析和解说。
前文说到，在靠劳力获得财富及靠交换和零售商业获得财富这样两种主要的“致富术”
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前者需求有限、方式自然，而后者则欲求无度、违背自然。
为什么呢？接下来亚里士多德就从产品的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式上阐明了其中的原因，比如鞋子既可以用来穿，也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虽然同样都是鞋子的用途，但前者所实现的是鞋子固有的用途，因而是正当的，后者实现的则不是鞋子本身的用途，所以是不正当的。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区分的鞋子的两种使用方式正是马克思所谓的商品的两种属性，即“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
，如果说“使用价值”
表现为“对人类生活的有用性”
，“只是在使用和消费中得到实现”
的话，那么“交换价值”
则“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
[84]，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够体现出来。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商品交换都违背自然而应该受到谴责呢？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并不尽然：“在最初这是一种自然的方式，是由于人们所拥有的物品，有的太少，有的又太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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