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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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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劳伦斯·斯通在《过去与现在》杂志第85卷上发表《叙述的复兴：关于新的传统历史学的反思》一文。
叙述性历史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它出现了某些复兴的迹象。
历史学家总是在讲故事，因此历史学曾经被认为是修辞学的分支。
但是，大约从1930年开始直到斯通写他的论文时的50年间，因为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影响，历史学的这种讲故事功能名声扫地。
美国的新史学和法国的年鉴学派的工作，都造成了讲故事功能的衰退，它越来越被视为“只叙述事件的历史”
[47]，缺乏科学性和学术品味。
叙述被当成把资料组织成编年序列的工具，并把次要的情节集中到一个单一而连贯的故事上，但这种叙述必然忘记探索历史的真正过程和原因。
与新史学或年鉴学派不同，斯通不把叙述当成单纯的文物报告，而是认为“叙述是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原则指导的，它拥有主题和论证。
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完全避免分析”
[48]。
“放弃推测，人们就不能讲故事。”
[49]斯通认为，科学的量化认识取得了很大成果，史学家不能再简单地满足于“或多或少”
和“成长与衰退”
这样的模糊字样了，这样的判断必须有量上的分析为根据。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始，叙述史经历着某种复兴的过程。
弗兰克·科尔摩德（FrankKermode）读过加利和丹托的论著，他注意到他们说过很多有关故事的解释和领会能力都可应用到小说上，而且不亚于历史论述的应用。
真正让科尔摩德感兴趣的是，关于解释必须体现史学家所接受的与已知范型相一致某种似乎有理的世界观的主张。
对科尔摩德来说，“范型”
（types）不是神话的原型，而是“还原到某种灵活的前存在单位的经验，毋宁是把词还原到其单位的字母，或计算机把信息还原到二进制字节或类似的东西”
。
他得出结论说：对历史学家而言，“神话和宗教仪式不再与内容相关；但是，融贯的极端要求，解释的需要，仍旧伴随着他，而且他不能避免他的范型”
[50]。
显而易见，科尔摩德在利用结构主义的某些方法分析历史创作。
大约同时，詹明信开始把转义或比喻（tropes）当作范型来对待。
他的特殊问题是分析文化史，重构明显原始的和被放弃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即文化只反映社会经济基础所发生的进程。
他思辨地说，文化与基础的关系可能根本不是思想或哲学观点，而毋宁是“某种基于修辞形象秩序的东西、某种类型的隐喻、比喻和那些新诗形式中的一种，通过它们，新的历史意识，新型的历史、综合和辩证的思想，游戏并且表达其自身，与旧的僵死的思想分析模式尖锐地对立”
[51]。
由此可见，詹明信把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了某种文学批评，然而，其批评活动的效果与其说把历史哲学推入文学，倒不如说使许多文学批评家进入了历史批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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