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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探讨历史范型和比喻问题的，大多数是文学家，而专业历史学家很少。
《克利奥》（Clio）杂志是威斯康星的两位文学教授创办的，其副刊名为“文学、历史和历史哲学的跨学科杂志”
，该刊为文学理论渗透到历史学提供了阵地。
同为20世纪60年代创刊的《新文学史》和1974年创刊的《批评探索》，也为这个新趋势贡献了力量。
然而，一旦把历史看作文学，历史编纂的策划和基本构建原则就成为突出的问题。
那些曾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中系统表述的原则，倾向于把历史话语分解成最小的可理解的单位。
但是，分析，特别是语言和叙述的分析，辩证地激发了思辨的或实质的历史哲学的回潮。
哈斯凯尔·费恩（HaskellFain）说，这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分析传统之内的“复活”
。
他的意思是说，分析的结果提出了许多在没有关于人性和历史过程的理论的情况下就无法回答的问题。
例如，分析程序并不能回答“历史是什么？”
的问题。
[52]费恩论证说，当分析家把注意焦点放在史学家建立分离“事实”
的方式上时，思辨的历史哲学自觉地关注叙述性问题。
在他看来，普通历史学和思辨历史哲学之间的每种差别，都不得不重新构想。
某些“普通”
历史就其中心课题的意义所提出的主张，暗藏着思辨的哲学观点；许多历史则以这类哲学为前提。
并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家有不同于普通历史学家的意旨，真正的差别是“在写出的著作中体现意旨的方式”
。
普通历史著作淹没这种意旨，史学家很少花时间讲他为什么写这本著作，以及他为什么选择某些主题。
在思辨的历史哲学家那儿，“头盖骨就在头皮之下显现出来”
[53]。
海登·怀特则认为，史学家的语言使神话思维成为不可避免的：“那些没有认识到思维的传奇模式将不可避免地进入他的叙述的社会理论家，或者在认识论上是朴素的，或者只关心琐细的问题。
陷入传奇是科学运用语言付给神话的代价。”
[54]在《历史的重负》中，海登·怀特对当代历史编纂学进行了广泛而又激进的抨击；他所呼唤的是隐喻而不是神话。
他持一种不妥协的构成主义（structivist）历史编纂观；“我们应当在它们的过去性方面而不是它们的现在性方面研究事物的原因”
，就是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改变历史研究，以使史学家积极地参与把现在从历史的重负之下解放出来”
。
这就要求史学家认识到，历史“事实”
并不是“探索者通过寻问他面前的现象所‘发现的’，而是‘构造出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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