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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时的海登·怀特还未与叙述主义结盟。
他评论说，叙述只是现在提供给史学家可能的再现模式之一。
他企图支持构成主义，以避免极端的相对主义。
解释不必片面地说成是真实性的范畴，或另一方面说成是纯粹想象。
它只应根据支配其表达系列的隐喻的丰富性来判断。
“这样设想，历史论述的支配性隐喻就能被当作启发式规则，这种规则从当作证据的考虑中自动地消除某些类别的资料。
在这种概念下操作的史学家因而可被看作这种人，就像现代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们寻求探讨世界的某些方面，并不假装要穷尽描述或分析全部现象领域的所有数据，这种方式毋宁把自己视为揭示现象领域特定方面的许多方式中的一种。”
[56]因此，历史学家必须认识到，“没有关于任何研究对象的唯一正确的观点，而是有许多正确的观点，每个观点都要求有其自身的表达风格”
。
关于过去事件的陈述，不能期望它们对应于“某些‘原始事实’的前存在体”
，因为“什么构成事实本身就是问题，就像艺术家一样，史学家试图通过隐喻的选择把他的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秩序化”
[57]。
当然，海登·怀特并不把隐喻看成绝对的，我们可以要求史学家只在“他运用支配性隐喻时表现某种机智；他既不以资料加给它过重的负担，也不在运用它们时走到失败的界限；他尊重他所确定的话语模式的逻辑内含；当他的隐喻开始表现出自身已经不能适应某些特定的资料时，他就放弃那个隐喻，而寻找另一个更丰富的、更具包容性的隐喻，在某个方面就像科学家当一个假设的运用已经枯竭时就放弃它”
[58]。
显而易见，海登·怀特是赋予隐喻以调整性的选择机制，使其有足够的力量贯穿一部历史著作的始终。
他并未解释什么时候出于资料的原因放弃一种隐喻，但却给予隐喻为了自身的成立而“构造事实本身”
的力量。
隐喻力量的枯竭主要是其想象力的限制，而不是因为与客观事实不符。
因此，海登·怀特不能逃避相对主义的指责。
《历史的重负》所提出的纲领，在《元历史学》（Metahistory：TheHistinatioh-turyEurope）中得到完成。
这部著作的影响之大，以致明克认为，在其之后“所有反思的史学家都必须重新认识他们关于历史的思想”
。
在《元历史学》中，海登·怀特确认了历史修辞的四种比喻法：隐喻（基于相似的原则）、借喻（基于邻近的原则）、提喻（基于事物的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和反讽（基于对立性）。
这无非是解释他10年前提出的命题：进入神话是科学必须运用语言的代价。
根据海登·怀特的观点，超越历史文本的表面层次，存在着深层结构性的或潜在的内容，这种内容一般说来是诗性的，本性上说尤其是语言学的。
这种深层的内容——元历史的因素——表明了适当的历史解释所应是的东西。
表面上看起来是研究对象本身决定着关系模式，实际上是由历史学家以其甄别和描写研究对象的活动而强加给研究领域的。
历史学家以自己使用的语言而构成作为叙事表述对象的主体。
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就在于这些解释是他们整理关于事件的材料的语言规划的投射。
例如，对法国大革命，米什莱按传奇模式、兰克按喜剧模式、托克维尔按悲剧模式、布克哈特按讽刺模式编织情节。
虽然历史学家坚持认为自己是在事件本身中“找到”
自己的叙事模式，但实际上对事件的描写已经构成对事件本质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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