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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作为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哲学、历史和文学批评都有极其广泛的影响。
这种影响正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日益增长。
安克斯特密认为,海登·怀特开辟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从而进入了“后现代”
的历史视野。
海登·怀特的《元历史学》也为关于叙述的认知地位开辟了新的视角。
在此,他已经把历史写作看成本质上是叙述性的,但他扩大了叙述的内含。
部分地基于词源学的基础,海登·怀特声称,叙述是“任何一种书面形式,借助于叙述者的声音起而反抗忽视、不完整和遗忘的背景,使我们的注意力有目的地指向以特殊的方式组织的经验片段”
[59]。
于是,他能够重新阐述故事与情节的区分了。
故事线索中的事件不是历史学家制造的,但历史故事也不只是事件的编年程序,因为任何事件都既可描述为起点,也可描述为终结。
情节与故事的关系就像理论与证据的关系,通过把那个故事认同为隶属于特定类的故事,情节解释证据并将其组合为故事。
因此,情节并不解释事件,而是解释故事。
只有故事的层次才能提供构造性的理解;史学家的论证必须在理论的层次上加以理解,而在情节层次上理解是范畴性的。
在探测盎格鲁-撒克逊历史哲学的保守偏见时,海登·怀特更同情大陆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或“元历史学”
,他把这些术语视为同义词,并提议学者应当严肃地对待20世纪60年代好战的社会改革派要求学术团体“卷入”
和“关联”
的合理呼声。
他论证说,只有激进地质疑历史学的文化应用,才能“为人类的拯救做出贡献,这是我们作为思想家应尽的责任”
[60]。
与那些讲“语言牢笼”
的人相反,海登·怀特把他的历史编纂学的比喻与情节的分析看作是解放力量。
尤其是,尽管分析本身不能逃避讽刺的样式,海登·怀特希望表明历史学家是自由接受任何比喻法、情节模式、解释风格和意识形态的。
对海登·怀特来说,语言应当是史学家的仆人,而不是相反。
我们已经追踪了从词汇到单个陈述的史学家的语言冒险,在海登·怀特这里又到了整体历史著作。
在海登·怀特这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种认识:被作为史学家训练的思想家,不仅非常精通恰当的哲学文献,而且也应精通文学理论家的作品。
在《话语的比喻法:文化批判论文集》(1978)中,海登·怀特认为,“我们的话语总是倾向于从我们的资料滑向我们用以试图把握它们的意识结构;或者,与此相等的事是,资料总是抵抗我们试图改变它们的意象的连贯性。
不仅如此,就这些论题而言,对不同的观点所提出的规定,它们如何被讲述,以及我们能有的种种知识来说,总是存在合法的基础”
[61]。
海登·怀特本人的这本论文集,主要就是讨论所有话语(无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更加想象的)的转义因素,即人文科学中话语的转义功能。
“tropics”
这个词来自古希腊文的“tropik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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