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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文本逻辑上区别于（单个的）命题，所以，历史著作（和历史学家的文本）绝不能完全还原成历史探索的结果（和关于历史事态的单一命题）”
[65]，其目的是建立起令人信服的后现代历史哲学。
然而，问题是到目前为止的后现代历史理论还没有从众多的视角中规定出其严肃的和可以成立的清晰的立场来，这种自我混沌状态成了安克施密特建设性工作的最大障碍。
为了澄清这个问题，他对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
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主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后现代理论无非是历史主义的极端化，在某种意义上，它避免了历史主义自身的不彻底性，使后者蕴含的观点得到展开。
因此后现代历史哲学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奇异、非理性和不可思议。
历史世界的碎裂，细节不再被看作较大整体的表现，看待表述本体论的唯名论倾向，这些后现代观点早就存在于历史主义之中。
“但是，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最明显有差别的地方，在于历史客体问题。
历史主义的历史客体是具体化的过去，后现代主义也认识历史客体，但却是一种‘神秘的’，其自身的独立和自主的客体”
。
或者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客体具有自己独立存在的地位，要归功于关于我们自己和关于现在的意识的复制。
“因此，它不是具体化过去的部分，而是位于过去与现在的距离和差异之间。”
安克施密特意识到，历史主义对历史写作更有价值，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实践有利于历史主义，正像后现代主义有利于它的现代主义对手一样。
我们的目的是查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在其中都能生存和兴盛的理智地域。
他指出，“我们必须理解，而不是提建议”
[66]。
显然，安克施密特似乎并不主张以后现代主义完全取代历史主义，而是为双方的存在与发展寻找合理的根据。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家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性质发生了明显而又微妙的变化。
原来依赖逻辑和社会学模式的历史解释，渐渐地把文学的手段扩展到自己内部，古代修辞学和现代诗学为重构历史著作提供了手段。
历史哲学家不再对历史陈述的真值感兴趣，而是更关注于词语所产生的意义；他们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历史客体方面，而是热心于作为整体的叙述。
例如，作为《新历史哲学》一书的编者之一，汉斯·凯尔纳（HansKellner）在导言中指出，该书的作者尽管观点不尽相同，但却分享共同的视野。
那就是说，“历史可以作为根本上是修辞学的话语加以重述，并通过某些强有力的、有说服力的想象再现过去，这些想象最好可以理解为关于实在的创造性客体、模式、隐喻或提议”
[67]。
哲学家或许因知识的缘故而对叙述的内隐含义感兴趣，批评家则对再现的性质和界限感兴趣，而历史学家的兴趣在于主题和权威性上，但大家都把历史看作是建立在其风格惯例、社区期待和信念基础上的一种话语。
大家都认为，对历史文本既作为美学对象也作为有说服力的社会话语的组成部分来加以关注，将扩展并加深我们有关如何以及为什么再现过去的理解。
以致就像弗兰克·科尔摩德说的，似乎“历史哲学是那些讲小说的人的事”
[68]。
不同的只是，科尔摩德在1968年说这种话时仍然是很前卫的（avant-garde），但到1975年已经被推到了讲英语国家历史哲学争论的前沿，现在则有变成老生常谈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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