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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31]他紧接着又说：“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32]人类“两种生产”
及其在物质生产基础上辩证统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人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马克思十分重视财产所有制对于个人社会地位的制约作用。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就指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
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33]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探讨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
、社会环境的“非人的性质”
，以及工人承担全部的义务，资本家拥有全部的权利等不合理现象，认为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财产所有制决定的。
到晚年，经过人类学的研究，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更为明确。
他指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
财产曾经是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时代的力量。”
[34]他还结合原始社会及其解体的历史进一步指出，人的个性发展不是社会的自然实现，不是个人的自我完成，而是不可避免地受财产所有制关系、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
他说：“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
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
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
[35]
马克思关心人类学，在“人类学笔记”
中，他批判地汲取了人类学的有益成分，证实和充实了历史唯物主义，丰富和发展了人学思想。
这是客观事实。
但是由此不能得出某些西方学者的如下结论：马克思“人类学笔记”
是向早期人本学的复归，马克思晚年已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转向纯粹的人类学问题，放弃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1972年，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名，第一个编纂出版了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
中的四个核心笔记（关于摩尔根、拉伯克、梅恩和菲尔的笔记）。
克拉德在《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两书的长篇序言以及《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等著作中，声称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是在更高阶段上回复到早期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人本学。
他把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探索归结为从早期的哲学人类学到晚期的经验人类学的过程。
西方还有不少学者以不同的方式散布这样的观点，宣称在“人类学笔记”
中发现了“第三个马克思”
——一个结束了对资本主义批判而转向对人类古老文明的“崇高”
进行讴歌的文化人类学家的马克思。
这种结论是错误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是马克思终生不懈的追求。
这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全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关键所在。
马克思研究人类学，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他利用人类学材料以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和论证工人革命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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