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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
……后之论汉儒者，则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
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之乎？呜呼！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
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
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
[14]
以理精义明相标榜而却不免导向凿空，这是理学的特点，戴震在另一处更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
[15]；所谓理即在古经之中，实际上也就是要求由凿空的理学，回归本然的经学，而治经学的入手处，则是具有实证科学意义的小学。
类似的看法亦见于阮元：“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
[16]以上的逻辑思路可以概括为：理学—经学—小学，它使明清之际已开其端的视域转换，取得了更明确的形式。
乾嘉学派可以看作是清代学术的主流，与之并存的还有浙东史学等。
浙东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为章学诚。
章学诚对当时的主流学术有所批评，认为乾嘉考据学派囿于名物训诂，以致“无所为而竞言考索”
[17]。
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否定考据的意义。
事实上，浙东史学的奠基人黄宗羲同时亦为乾嘉学派的理论源头之一，这种历史联系也决定了章学诚与乾嘉学派在治学方法上往往有趋近的一面。
在章学诚看来，通经明理，亦不能离开名物训诂：“治经而不究于名物度数，则义理腾空而经术因以卤莽，所系非浅鲜也。”
[18]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还着重将经与史联系起来，以史规定经：“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19]六经皆史之说，当然并不是章学诚首次提出的，在章学诚之前，王阳明等已有类似提法，然而，正是在章学诚那里，六经被明确地理解为历史文献的载体，所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就是把六经视为古代先王治国政绩的记录。
从逻辑上看，六经的以上历史内涵，决定了治经也总是与史实的研究相联系。
六经向史实的这种还原，同时也意味着消解六经的形而上内容。
这样，尽管章学诚批评乾嘉学派停留于训诂考订，并表现出对明道与经世致用的关注，但“六经皆史”
的命题在扬弃经学的形而上性质这一点上，与乾嘉学派“经非训诂不明”
的看法，无疑又有相通之处，二者似乎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经学实证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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