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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理想的人格境界，但从总体上看，儒家的人格理想似乎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
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人自身的近代化也成为引人瞩目的问题，它具体地体现于人格理想的转换上。
相对于传统儒学所追求的圣人、醇儒，近代思想家所关注的是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人格理想作了考察和设定。
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并将其视为“自强之本”
，这里已包含他对理想人格要素（力、智、德）的理解。
梁启超以新民为追求的目标，新民的特点在于摆脱了奴性，具有自由独立的品格和责任意识，这是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人格。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进而将自由人格与人的解放联系起来，并以达到自由人格为解放的内容：“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12]胡适则更多地突出了自由选择与责任意识：“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
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
[13]鲁迅既批评了做戏的虚无党，又抨击了唯命是从的奴才，以自尊与尊重他人、意志与理智的统一为理想人格的内容。
总之，人格的自由、独立及其多方面发展，成为近代的普遍追求。
三
从自我的“在”
世转向一般意义上的存在，便涉及形上的智慧。
中国传统哲学很早即已开始追问性与天道，作为对存在的沉思，其中亦包含着形上的智慧。
进入近代，面对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等挑战，中国近代的哲学家进行了重建形上学的努力。
在中国近现代智慧探索的历程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某些偏向，但其中同时也存在着本体与方法、存在与境界之间相互统一的趋向，以及形上与形下、知识与智慧、事实与价值之间彼此互动的进路。
这一智慧的历程并没有随着现代哲学史的终结而终结：它在今天依然得到了延续。
事实上，哲学之思总是伴随着对存在的无尽追问，智慧的探索也很难规定一个终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历程，在历史与逻辑上都构成了世纪之交哲学重建的先导，而对近现代智慧探索历程的批判反省，无疑将为今天的哲学沉思提供一个更高的理论起点。
智慧的探索不仅涉及形上之域，而且也关联着历史领域。
对历史过程的反省，很早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方面，宋明以来的道器之辩，亦蕴含着历史观的问题；王夫之所提出的“无其器则无其道”
，已注意到历史过程与历史规律本身的统一问题。
中国哲学步入近代以后，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趋向、日渐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中国向何处去”
的时代问题，使近代哲学家进一步注目于历史领域。
康有为将“公羊三世”
说与《礼运》中的“大同”
“小康”
联系起来，试图以进化论来解释历史过程。
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进化论成为历史观的理论前提。
五四以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从而，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考察，也开始建立在一个比较科学的基础之上。
历史哲学的这一演进过程，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
就广义的近代化过程本身而言，它固然展示了新的发展方向，但这一进程同时又在某种意义上伴随着负面的意义。
现代化过程本身的悖论在历史和逻辑上导致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过程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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