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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在人与人关系中的首出性是全部勒维纳斯哲学的根本所在。
坦白地说，他者的这种首出性建立不了任何关系，因为，从处于分离状态的我出发，他者是一绝对的外在性。
在此意义下，他者与任何关系都没有瓜葛。
这一非关系规定着外在性本身。
[20]
由于这种非关系，他者在他面容内的“现身”
反抗着所有的形式直观甚或倾听。
事实上，面容是不显现的，它不是现象，而是神显。
但这面容为谁而显？《大全与无限》的令人叫绝的分析，以及《异于存在或别于本质》都告诉我们，面容乃是正义之主的面容，这个正义之主教育人且只以伦理的方式进行教育：他禁止谋害并命令正义。
那么这种教育，这种命令与友爱有何关系？让我们首先感到诧异的是，友爱的互相性与命令的非平等性形成了反差。
自身确实因为他者而被“委以责任”
。
但由于命令的首出是因他者使然，自身只能以宾格的形式联系着命令。
责任的委派所面对的因此只能是受召之我的被动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为了听到和接受，命令不应该要求某种回答来作为面对面的非平等性。
从字面的意义上说，不可补偿的非平等性中断了给予和接受之间的交流，使教育因面容而与关怀无涉。
如果交流中的给予能力受制于他者的首出地位，这样的教育又如何能反映在给予和接受的辩证法内？如果善不是根源，那根源又能是什么呢，这善只能来自这样一个人，他不至于讨厌自己以至于听不见他人的命令？令我们惊奇的是，这里所说的善实际上在许多语言中既指行为目标的伦理质量，也指人向着他者的伦理质量，就好像行为不能被认为是好的，如果它不是为了他人，为他人着想。
我们现在当考察的，就是这一着想观念。
要深入此观念，就得回到我们关于伦理之于道德具有首要性这一假设上，这假设一直指引着本研究并继续指引下一个研究。
从这点来看，诸如委派、命令这样的词汇可能已经太“道德”
了，在这个名目下它与战争[21]、与恶纠缠不清；所以，在《异于存在或别于本质》中登上前台的，以正义之主或以受迫害者面貌出现的他者，不得不要求加强对一分离之我的辩护。
但我们已经处于命令和规范的领域内。
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使义务的根基发生动摇，使没有被规范淹没的伦理意义浮出水面，因为在面对某些意识无法决定的情形时，规范就不再起作用，不能再是参照物了。
为此，我们必须赋予关怀一种地位，此一地位比对义务的服从更根本。
[22]这种地位就是关怀的本能，它直接联系着内在于“美好”
生活目的的自尊。
正是在这种关怀本能的深处，接受在责任的委派中和给予有了平等的关系，因为自身认同了更高的权威，此权威将正义嵌入了他的行为内。
[23]当然，这样的一种平等与友爱内的平等是不同的，在友爱的平等内，给予和接受通过推定彼此处于平衡的关系。
通过认同的返回运动，这种平等对最初的非平等性起到补偿作用，最初的非平等性源自他人在教育中的首出地位。
以正义之主现身的他人所对应的是教育，那么，在关怀幽灵般的另一个极端内，与教育相反的情形是什么呢？这回作为补偿的新的不平等是什么呢？命令的相反情形是遭受。
他人在如今的情形下是遭受的存在者，我们的行为哲学对它的地位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在这种哲学中，人既被认为是行为者，又是遭受者。
遭受不单指身体上的苦痛，甚或思想上的苦恼，也指与自身整合相关的行为能力，做事能力的衰弱甚至毁灭。
在此，就主动者确切地涉及做事能力而言，它似乎仅仅返回到给予同情和共苦的自身内，同情和共苦有与他人一起分担苦难强烈的意愿。
在与这种善行或善意的对照中，他人似乎被单独地看作接受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确实如此。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患难与共在最初的接近中与责任通过他人声音的委派相反。
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中，作为遭受的他人不期而至地引发了一种平等作用，正是由于作为遭受者的他人，同情抗拒混同于单纯的怜悯，因为在怜悯内，自身窃喜于自身所储蓄的知识。
而在真正的同情中，自身，它的行为能力在开始时比他人强大，受到了作为遭受者之他人回馈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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