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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研究的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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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曾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
一文中指出了反映论的核心问题。
在与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十年主任生涯（1969—1979）作别不久，霍尔发表了这篇文章，此文被视作是通过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二者交叉领域的基础进行探究，进而指明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未来。
文化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汤普森、威廉斯以及理查德·霍加特，他们被认作是继承并修正了阿诺德一利维斯式的文化视角，即是将产生并展现人类生存的意义、传统和实践的新成分扩入其中。
结构主义者（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巴特以及阿尔都塞）同样将文化视为意义，但是他们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的。
这里的意义（更确切而言是意指[signifi]）并不被视作是源自人们的主观经验，而是源自一种先于并决定个体经验的客观符号系统。
对于结构主义者而言，经验并不是意指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由是观之，结构主义者的反人本主义倾向与文化主义者的人本主义倾向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碰撞。
霍尔注意到这种张力的同时也指出了将它们进行结合的关键点：二者都面临重要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并且它们都强烈地抵制反映论。
假如每种范式都是“一种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进行彻底决裂”
①，并且“如果这里有错误的话，那么它们就会持续不断地对其进行回应”
。
在霍尔看来，“它们对下列一个问题的坚持是正确的——该问题恢复了所有的非还原确定性难题——它是重中之重，而且这个问题的解决将文化研究的能力转向取代唯心论与简化论二者的无尽摆动上来”
①。
“不同实践的特性以及由此组成的接合整体的形式”
是一个“核心问题”
，霍尔暗示对上述两种范式的结合或许会提供一种理解该问题的方法。
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结合是未来文化研究的关键，因为它们“尽管方式完全不同，但是都面临着条件和意识的辩证法”
，并且都“提出了思维逻辑与历史进程‘逻辑’二者的关系问题”
②。
十年后，霍尔依据文化研究的起源来重新考虑该研究领域的未来。
此时他认为文化研究事业“起源并发展于对一种必然的还原论和经济主义的批判上——并且我认为这种还原论和经济主义并非外在于而是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围绕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产生了一种论争，据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都试着思考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问题”
③
此前的学者力求把握文化和社会总体性二者的辩证关系，但是如今霍尔认为这似乎显得天真而贫乏：“这里时常涉及一种文化介质的偏向问题，比如语言、文本性、意指，这些东西常常直接或者间接地避开与其他结构进行连接。”
因此，“在文化研究理论领域之内，想要获得任何一种类似文化关系及其效果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
。
文化研究学者必须学会接受这种“文化的置换”
，并且它“自身无法与其他问题达成和解，这种其他问题也永远无法被批判的文本性所全然覆盖”
①。
在这十年间，理论研究的术语已然改变了。
在纪念怀特时，霍尔并未提及“条件和意识”
的辩证关系，而是看到了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即“社会和符号的关系，权力和文化的‘游戏’”
②。
因此，文化研究看起来明显经历了一种问题式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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