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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霍尔将这种“转化隐喻”
的经过描述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彻底‘转向’”
③。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思想的转变呢?文化研究学者的普遍回应是文化研究已经超出了那种关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初创范式。
在霍尔看来，这种理论演化预示着“我们正在进入后马克思主义时代”
④。
这种立场在其他地方也得到了回响。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认为文化研究正在超越政治经济学（进一步而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还原论和反映论”
⑤，即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Gr）是霍尔的学生，他是美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
格罗斯伯格也将文化研究的任务定义为发展一套有关文化和权力的理论（LawreuralStudiesvs.Politiy:IsAnybodyElseBoredwithThisDe-bate?”
，CriticalStudiesinMassuniarch，1995））。
认识到了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而难以描述的。
①安吉拉·麦克罗比认为：“从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反对还原论和经济主义的激进研究方法的浮现开始，似乎这‘两种范式’就与马克思主义一同出现了。”
②“作为整体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她暗示，“已经无法继续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来描述当下的研究模式了”
③。
伴随着“后马克思主义”
的粉墨登场以及“宏大理论”
的分崩离析，文化研究获得了一种更高程度的开放性。
④
与此相反，也有批评者将这种思想转变视作是一种大倒退。
科林·斯帕克斯就主张这种转变正在丧失文化研究旨在“理解文化决断”
的初衷，文化研究已经选择了“一种本质上的本本主义者的思路”
⑤。
保罗·史密斯认为，文化研究已经选择将政治踏入文学领域或者将它们“最大限度地彼此隔离开来”
。
这两条路线都回避了“生产方式和市民生活与文化形式”
以及“市民生活与文化本身”
的关系问题。
在史密斯看来，“文化研究仍然处于将经济、市民社会与文化领域视为彼此分离的阶段”
⑥。
这种分离分析的结果就是丧失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批判性实践：
由于这些领域的分离，文化研究就无法理解下述问题：文化研究自身能够有效提出的唯一目标就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产的总体性。
实际上，如果没有这层认识，文化研究必然被人们彻底谴责为一种更加资产阶级化的知识生产形式，因为它反映了上述领域的分离，而这是资本主义话语监控的一种绝望的努力。
①
丹·席勒也对文化研究的下述倒退提出了批评：文化研究不再思考传播、文化与社会总体性之间的关系了——他认为这种趋势使得传播研究史在大体上陷入了困境。
对于席勒来说，这种趋势源自传播理论当中的一种心物分离的二元论，或者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结果导致了一种“永远无法在一种单一的概念总体中对‘劳动’与‘传播’进行综合，甚至是包容的无能”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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