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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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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降，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在欧洲兴起，文化主义应运而生。
文化主义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找到了一种理论依据。
1932年，马克思的这部早年作品在德国正式出版，紧接着法国也于次年出版了该书，而该书的英文版直到1959年才得以出版，随后通过查尔斯·泰勒对该书的大力引介，①霍尔、汤普森等英国新左派学者才得以一睹风采。
后来霍尔与泰勒还一起担任了《大学与左派评论》的编辑。
阿里·雷坦塞就此评论道：“他们强调对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人类异化状况的批评，积极关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本质’得以解放的可能性。”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供了一种改变经济主义的方法，而这种经济主义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甚嚣尘上。
②与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特权相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力求将人类劳动力解释为一种自我创造行为，这就仅仅将生产技术的发展视作是一瞬间的事情”
①。
威廉斯和汤普森强调这种具有本质作用的人类创造性在历史文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
鉴于反对将文化和意识视作是经济生产力的直接反映，他们力求恢复实践在历史当中的地位。
正如汤普森指出的，“这是一种能动过程——同时人类据此过程得以创造历史——而这正是我所一直秉持的观点”
②。
威廉斯也批评这种所谓的“正统”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问题，因为“艺术降格成为一种对基础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纯粹反映，因而艺术就堕落成了寄生虫”
。
在威廉斯看来，“人类的创造因素是自身个性与外在社会的根源；它既不能被艺术所限制，也不能被政治决策和经济生活的系统所排斥”
③。
假如说文化主义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的话，那么正如霍尔所言，这种霸权“随着‘结构主义’在学界的登陆而被打破了”
④。
正是在霍尔的领导下，结构主义在文化研究领域获得了自身的范式地位。
与文化主义一样，结构主义也涉及反映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公式的问题。
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列维-斯特劳斯认同“经济基础具有无可争辩的首要地位”
，然而这是旨在发展“马克思几乎从未谈及的上层建筑理论”
①。
巴特的《神话学》利用了索绪尔的符号学来“详细阐明这种将小资产阶级文化转变成为一种普遍本质的神秘化”
②。
阿尔都塞通过他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
概念来改变经济主义，并且主张一种“上层建筑的特殊功效理论”
，并且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有待详述的”
③。
实际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已经将这种结构主义蓝图的特性概括为“上层建筑研究，或者更简略而言就是意识形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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