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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解[45],提出“足言足容,德之藻也”
[46],“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以其弸中而彪外也”
[47]。
这些看法实际上就是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先声。
也就是所谓的“明道”
。
扬雄在文学上还主张摹古,主张用艰深文句。
他本人即是模拟前人的高手:《太玄》仿《易》而作;《法言》仿《论语》而作;《训纂》仿《仓颉》而作;赋则仿司马相如而作,等等。
他的这一见解与主张显然是受了经学界墨守家法师法风气的影响。
对于这样的文学见解,后人不同意者很多。
五、王充的文学主张
王充的《论衡》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它虽然不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但王充在《论衡》这部书中,高举“疾虚妄”
的大旗,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华而不实,伪而不真”
的文风,提出了很多进步的文学主张。
王充首先论述了文学的实用价值,他认为文章必须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劝善惩恶,否则便是虚妄之文、无用之文。
他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
,“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
[48]这显然是针对当时思想专制条件下文坛一片虚美空言而发的。
王充还通过对圣贤之文的分析,指出“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
,“圣人作经艺者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
[49]。
圣贤之文是人们为文的榜样,故而所有的文学作品必须以实用为指归。
从这一点出发,王充还认为评价作品的价值应当以是否有用为标准,而不是以数量多寡为标准。
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
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
[50]这种见解在虚妄充斥、美言遍地的时代,无疑是有意义的。
从重实用、重内容的角度出发,王充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在《论衡·超奇》中说:
有根株于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
文墨辞说,士之荣叶皮壳也。
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
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
毛有五色,皆生于体。
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所谓“外内表里,自相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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